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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史書記載,我國歷史上有過四個伯夷,第一個是顓頊之師,第二個是舜的臣子,第三個是孤竹君之長子,第四個是孔子和孟子書中所說的伯夷。前兩個現在丟開不說,只考查一下第三、第四個伯夷問題。第三個伯夷是司馬遷《史記》上所敘的伯夷:「商孤竹君之二子,相傳其父遺命,要立次子叔齊為繼承人,父死後,叔齊讓位給伯夷,伯夷不受,叔齊也不願登位,先後都逃到周國。周武王伐紂,二人曾扣馬而諫,武王滅紂後,二人耻食周粟逃往首陽山,採薇而食,餓死在那裡。」第四個伯夷《論語》和《孟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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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大型辞刊所记载:最近在台湾重版、以收录山西文献典史为主要内容的《山西献征》一书,也载明司马迁、薛瑄等学人“生于山西龙门”。近代著名学者、卓越的散文家朱自清先生的《史记菁华录》一书,是朱先生早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讲义。后由其学生,著名学者王瑶等整理,出版的一部名著,书中附录对司马迁的家世籍贯和撰写《史记》过程考证甚详。开首即述明「司马迁是山西河津龙门人。一九三八年出版,又于一九七〇年由台湾山西同鄕会重刊的《山西名贤辑要》一书,由孔祥熙先生作序,共辑八类、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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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時常聽長輩談詩論賦,記得叔祖父張登科老先生吿余曰,一日,庄頭一秀才邱石芳者詠一詩謎讓他猜,詩曰:此物眞稀奇,雙峰隔小溪;洞中泉滴滴,戶外草萋萋。有水魚難養,無林鳥可棲;雖然方寸地,多少世人迷。余以爲此首五律對仗工整,且秀美文雅,較莊縣長更佳,恐莊及陳之「正詩」相傳有誤,特抄錄如上,尙請賜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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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开学的东海县第二国民小学,是有资料可考的的新浦第一所小学(第一国民小学在海州),到一九二〇年已停办。直到一九二四年,新浦才开办普爱平民义务小学,而且是私立,校名中提及的「义务」,是指教师不拿薪金,尽义务办学。而不是指当时政府对适龄儿童实施义务教育。再说东海县的其他地区,教育发展也很慢,一九二〇年前后,学校寥寥无几,且多分布在城镇,广大农村,大片村落没有学校。《东海县义务教育经费征收办法》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出台的。该办法共七项,大致内容是:一、临洪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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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歷史悠久,爲中華文明最早的發源地。然論太原歷史者,有從晉陽城的歷史算起。二〇〇三年太原舉行盛大慶典,「紀念太原建城二五〇〇年」。所謂「太原歷史之爲二五〇〇年」,即這一觀念的產物。實際這一提法,是對太原晉陽城前之二千餘年歷史的一種抛棄與閹割。太原歷史非僅有二五〇〇年,實際已長達四五〇〇年以上。二〇〇三年九月十六日,王尙義先生在《光明日報》發表《太原建都已四千四百七十年》的文章,對太原在中華文明形成發展史上之重要地位多有發明。筆者感奮之餘,撰成此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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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生之年,再加九十二岁,是为五一一年梁武帝天监十年辛卯岁,意即程处士生于晋末,活了九十二年,到梁武帝天监十年而卒,那就未曾经历陈隋两朝了,这又何来「行谊大著于隋」呢?且本传是最可依据的资料,本传明明说是「义宁初,乃卒」,不是卒于梁武帝天监十年呀!再引舆地纪胜于沿革下辩称:「寰宇记诸书,谓隋置程鄕县,实第知其再置于隋,而不攷其初置于南齐」。慕柳先生评驳之曰:诸言程处士生于南齐卒于隋者,皆沿寰宇记诸书之误而附会之,殊不知程鄕命名,由后人思程处士之德,有可解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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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埔百侯杨家「一腹三翰院史话」的传说,在大埔县内早已广为流传,海内外刊物,亦曾作报导。笔者在编修《大埔巾帼录》期间,拟将一腹三翰院传奇人物杨饶氏收录书中,因此对「史话」进行了一番调查考证,发现了多处与史实不符之处。现提出来探讨,敬请史学工作者赐教,是盼!考证一:「史话」云:「杨文孝公,字之徐,是雍正丙辰进士」。据百侯杨氏族谱等资料记载:杨之徐公,字沛若,号慎斋,生于顺治十六年已亥(公元一六五九年),康熙十四年乙卯(一六七五年)中第二十名举人,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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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连云港市的考古工作者在连云区开展文物普查时,经连岛文化站同志提供线索,在地处偏僻的东连岛羊窝头峰北坡发现一处界域刻石。刻石刻面高一一〇厘米,宽一五六厘米,文八行,经两千年的海潮侵袭,风雨剥蚀,刻面已漫漶不淸。经辨认有四十余字,从其可辨文字考证,此刻为汉东海郡与琅琊郡的分界刻石。最近,连岛鎭开发苏马湾海滨浴场,在座南面北的山坡岩体上再次发现与羊窝头峰刻石相似的界域刻石。不同的是后者刻面保存良好,内容明确,更为珍贵的是发现了明确纪年。新发现的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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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电员,后为机要秘书。1915年,唐继尧发动护国起义,白小松参赞机枢,唐、蔡密电皆为其译,部分电稿也由其草拟。《护国简史》:即白小松《云南护国小史》一文,刊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2] 李之如:事蹟不详。[3] 马首是瞻:瞻:往前或向上看。原指作战时士卒看主将的马头行事。后比喻服从指挥或依附某人。惟唐马首是瞻,表示一切按唐继尧的意旨办。[4] 汤芗铭(1885—1975):字铸新,湖北浠水人。1915年7月,袁世凯成立筹安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