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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经学，给人的感受，不是「莫测高深」，便是「已成过去」，却很少有人把它看作我国「文化结晶」的。所以会产生这种观感，当然是由于时代的变迁，文化、科技的进步，以及心理上的喜新厌旧所致。在专制时代，学校所敎、科擧所试，均以经书为主，因此自启蒙时起，「口而诵，心而惟」，也无不多为经书，所以经学能一历数千年，始终为我国学术的主流。近代以来，欧风东渐，学校所课，已不再读经，五四以后，语体文大行，而经书并没有相对地配合语体文的推行，而予以普遍化、通俗化，再加上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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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源流与文学与思想潮流的关系。法言切韵一书，为后来韵书之圭臬，取决于萧该、颜之推二人，萧该就是常州人。民国以来，注音字母之制定，又由我武进人吴敬恒先生总其事，驯至全中国由书同文，进而语同音，现在台湾国语之流行，饮水思源实不能不归功于民初教育部召集的读音统一会。我常州人对中国人的贡献，既深且巨，实在足以自豪。然而常州学术文艺声光最著之时期，莫如清代三百年间，经学、文章、诗词、史地、书画、算数，才人学者，踵接辈出，蔚成学派，卓然独立，显赫当时，传播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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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夏既然僭乱无上下之分，赶紧去请夷狄来做君主，所以元九十年、淸三百年，都是程朱的造化了。所以宋儒义理之义字，多有当作义犬、义子、义膜、义足（义膜、义足乃医学之专门名词）之义字解者。伪说狓猖，七百余年矣，当此民族国家盛行时代，则愚之滋不欲谈也亦宜。汉儒穷经，宋儒穷理，世俗之通谈也。不讲理学，便讲经学。淸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甚。苏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孙氏、嘉定钱氏、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戴氏程氏，争治训诂声音，视淸初昆山常熟二顾，及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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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下，使他们以儒家经典裏解放出来，关心当世之务，也使他们一醒旧梦，开始培养「求真」的科学精神，于是就出现了一批在中国文化史上甚称第一的人和事。这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大大宣传。在经学研究方面，以孙诒让为代表的朴学，开始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逻辑学方法，体现了重观察、重怀疑、重根据、重比较、重归纳的科学精神，成为中国乾嘉学派的殿军，他在经学特别是《周孔》学方面的成就也深深影响了下一代的温州学术，使温州接连出现如林损、周予同、刘节等全国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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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诗全篇之义；小序论一诗之义，在诗题下即是。诗序作者，郑玄（康成）说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后汉书儒林传说卫宏作毛诗序。二、历代诗经学秦始皇焚书坑儒，设挟书之禁，人皆不敢藏书。汉惠帝时，除挟书律，开献书之路，一班儒生，便将自己受于师授的经，以当时通行的隶书写之，上于朝廷，是为「今文经」。武帝末，鲁恭王（景帝子名余，封于鲁卒諡恭。）坏孔子宅，欲扩充其宫室，于坏壁中得古文书籍，计有尙书、逸礼、论语、孝经、左传、毛诗，都是用古文大篆书写，是为「古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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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先舒、毛际可三毛继黄而起，皆薄擧业而殚精于经学。其中萧山毛奇龄尤渊博无伦，诗文词章，横绝一时，惟因学有根抵，品目特严峻，颇为浅学者所忌。然廓淸宋学肤浅之功，西河最著。继以邵晋涵、卢文弨，补充征引，汉学之基础，遂吿确立。同时与毛齐名之嘉兴朱彝尊（竹坨），则瑜亮并峙，毛纵横排奡，隽辩警秀。朱醇粹雅瞻，明体达用。浙东西习性不同，作风自异，顾皆为大家，在鸿博之间，各分树一帜。而继起者，则有杭州杭世骏、天台齐召南、杭大宗如毛而才华稍不逮，齐息园如朱而学力稍不及，相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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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平日敎学者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阳明，认为明人讲学，往往仅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根底，以致不可收拾。他极力主张读书必先穷经，穷经所以经世，方不为迂腐之学。先生之著述，自理学、经学、数算、天文、地理以至金石考据，不下六十余种，洋洋大观，岂仅等身而已矣。以学术上言，他最大之成就莫过于所撰明儒学案一书，学案之名等于现在之学术史，此书敍述明代儒家之学术思想，分门别类，极有系统而富于组织。他将明代儒家之学术思想分为崇仁学案、泰洲学案、甘泉学案、诸儒学案、东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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