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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历艰险，与冯玉祥相遇于大漠中。偕至五原誓师，间道返陕，卒解西安之围，公以总司令部兼行省府职权，民国十六年，国民联军出关与北伐军会师，六月，国府主席团在郑州开会，会毕，公与主席团南下至武汉。参预庐山会议，民国十七年二月，公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三月，特任为审计院院长。二十年二月，改任监察院院长，审计院改审计部，隶监察院，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秉承国父遗教，实行五权分立，监察院自民国十七年筹备，至是公受命长院，始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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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八月二十九日准蔡辞职，并选任赵戴文继任；赵却迄未到任。直到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国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始通过「刷新中央政治，改善制度，整饬纲纪，确立最短期内施政中心，以提高行政效率案」，并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复于次日——十八日—推选蒋中正以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右老以国府委员兼监察院长。[2]惟此时右老尙在陕西视察并筹赈，至二十年一月十八日始返抵南京。[3]民国二十年二月二日，右老在南京宣誓就任监祭院院长职务。[4]从此日起，右老即以其毕生的智慧与才力，尽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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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其间先后当选为中央党部第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广东省参议会参议员、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等要职。整饬吏治民国三十六年政府实施行宪，先生当选为广东地区监察委员，按当时规定他有机会在监委、立委、国大代表三种职位中任意选择其一即可，惟先生选择监察院监察委员一职，先生赏言道：国家兴亡，系于一国之政治是否清明，吏治不清则政风不明，故政府施政良莠首在吏治制度建立，吏治对政府施政影响深远……素为我国史实所明鉴，其不可悖逆之理在此，且渠赏认为：古御史纠弹官邪、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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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书院会课考试，但因所作文字祇重说理，不尙词藻，见者多疑其抄袭明文，所以不是背榜，就是倒数第二，直至遇到陕西学政叶伯皋，经其识拔，始得崭露头角，并被目为「西北奇才」，时誉渐起，也开始留心世界大势。这个牧羊孤儿终于成为擎天柱地的伟男子，从参加同盟会起始，到民国缔造、北伐、剿匪、抗日、以至戡乱建国，无不以直接的行动，襄助中枢以定大计。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担任监察院长逾三十年，是五院院长中担任同一职位最长久的一人。其早年在上海创刊革命报纸，尤以主办「民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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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最后一面。当黄委员弥留之际，很多委员眼圈红了，他们很悲痛地说，黄委员因为行使神圣的监察权而去世，可说对他的职务鞠躬尽瘁。在监察院中，黄委员是少数几位专习法律的委员之一，许多轰动一时的大案子，他差不多都曾参与工作。即使不是直接办案，他也会主动向办案委员提供许多他个人的见解。事后证明，黄委员的见地，确有过人之处。黄委员生前好友之一监察委员陶百川，就特别推许他的学识、智慧与勇气。民国五十三年，陶委员与黄委员奉院会之命，调査前台北市长黄启瑞涉嫌凟职及四位司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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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些案子提出了无一案完全结办。刘航琛案虽然已进了法院的大门，但经侦审调查，宣判无期。胡宗南案以「牵涉范围较广，一时尙难获有结果」。行政院对于国家行局虽然通过了一个调整方案，可是亦未完全实行。四行两局既未遵令裁遣冗员，而其特殊的待遇，亦未闻实行减低。端木杰匿居香港，登报不承认有凟职行为。因此，人们不免怀疑监察院的雷声大，雨点小，而它的权威，也不过如此而已。关于衞立煌案，卅七年十二月四日，监祭院弹劾衞立煌失职，最初国防部长在卅八年一月十五日的答复，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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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坚各部士气，虽于风声鹤唳之中，造次颠沛之时，照常擧行会议，宣传抗日策略，鼓吹御侮行动拯亡救危，义正词严，身遭沐风栉雨之苦，甘冒披星戴月之劳，其抗日救国之意志固未尝稍有所怠也。卒至二胞弟宾章，慷慨就义，四胞弟宸章判处徒刑十有五年之久。先后被捕同志孙志宣等百有余名，其中亲友判罪者，累积四十余人，军中殉难者梁文洲等十余人，其后接踵领导抗日而牺牲者，有赵在田、于哓天、王嵩龄、伊作衡等人，皆其门下士也。民二十二年，膺选为监察院监察委员，职司风宪，公忠体国。尝自惕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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