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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问号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们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书店的角角落落寻找有关资料。黄鉴晖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是我自己在一个书架的底层找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余万言,包罗著大量帐单报表的大开本《山西票号史料》则是一直为我开车的司机李俊文先生从一家书店的库房裏挖出来的,连他,也因每天听我在车上讲这讲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电视编导章文涛先生、歌唱家单秀荣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驱车向平遥和祁县出发了。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
在具体的商业行为上也特别讲究信誉,否则那些专营银两汇兑、资金存放的山西票号,怎么能取得全国各地百姓长达百余年的信任呢?当时我国的金融信托事业并没有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处机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赖信誉和道义。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地处于领先地位,能给远远近近的异鄕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商业同行相互间的道义和商业行为本身的道义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上的光彩,也
余在山西商业专门学校读书时,曾听韩业芳先生及严愼修校长讲过山西票号故事,但其时票号事业已失败,余以为这是历史上的陈迹,因余时尙未硏究经济史,故未注意及此。后各省友人闲谈中,以余为山西人,而又硏究历史,也曾硏究经济史,故尝以山西票号之故事为问。尤其是顾炎武发明票号一节,人多乐道,而与余闻为雷履泰(平遥)所发明者异。但孰为票号发明者,则未暇究。二十五年奉命赴山西调查票号,所得材料甚多,略加整理,分期在中央银行经济硏究处出版之经济月报中发表,目的是印成
现代意义的金融业——票号。现在看来,这个简单的改变,有它的必然性。当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现银妥运的业务越来越多,主要依靠镖局武装押运的形式,不仅麻烦费时,费用也高,且途中时有不安全。于是「票号汇兑」便应运而生。这个变化的时间,是在清初的道光年间,大约在一八二四年。余秋雨先生认为:最能体现山西人的商人眼光的,莫过于票号的成立。的确,过程虽简单,却远不是常人能做的。苹果千百次落到人们的头上,也只有牛顿从中发现了万有引力。山西票号的发展,也有它的必然性,一是顺应时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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