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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董仲舒的思想与其地位：西汉盛行阴阳五行思想，与今文经学相结合，当推董仲舒为首脑（公元前一七九—九三）。依「汉书」称：『董仲舒，广川人也（今枣强县）。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神若此。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敎，凡百廿三篇。而说「春秋」得失，「闻擧」、「玉杯」、「蕃露」、「淸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本传）据「汉书五行志」云：『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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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城 王文每当我拜谒江西师大，省历史学会梁洪生教授时，在他的书室中，有块引人注目的横匾，上书《天人合一》，就会构起我的思议小论。《天人合一》，乃是西汉时董仲舒提出的，意思是「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与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如出一辙。这个哲学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代史学，《史记》明天人之分，《汉书》之天人感应，西汉经学的核心，为后者之说，他们认为天人同类，互相感应，人顺之，天就降祥瑞以福佑，人逆之，天就降灾难惩罚人类……。诚然，大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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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而弗失之意同。亚氏相关「中庸」的立论，与孔子学说相同者颇多，最主要理论是，双方都以「中庸之道为修身治国之准绳」。然，亚里斯多德的中庸思想，在西方并不十分盛行，观孔圣中庸之道，始自孔子以还，一直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汉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宋、朱熹著「朱子语类」云：「古之圣贤，从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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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地得以买卖，当从商鞅变法谈起。西元前三五〇年，商鞅在秦国变法，废除了井田制度，造就了一个民得私有买卖土地的新社会。这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土地制度，刺激了秦国的生产力，也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秦与继起的汉帝国，可以说都构筑在土地得自由买卖的社会基础上。但正如董仲舒所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仟佰，贫者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贫富的悬殊差距，是此一制度的最大弊端，但史论所及，却常忽略了此一制度在战国时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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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承秦后，由于秦代法家崇尚黄老厉行暴政，汉高祖即位，命叔孙通制定朝仪，重伦理，文、景之世，政简刑轻，予民休养生息，实则道家用世。至武帝时，采董仲舒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汉代思想形势转化。大儒辈出，以董仲舒，杨雄，司马迁为最。后汉大儒亦众，以王充对中华伦理思想影响最大。东汉末年，伦理不修；三国·两晋，六朝至五胡期间，由于战乱不断，伦理荡然，世风颓废。此时儒教势力，比之道、佛二教，虽极衰微，然仍能保具命脉，不失传统思想之主流，六朝学者之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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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三途：乡兴贤能，国学考校，诸侯贡士。[1]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长期争霸，为求生存发展，争相发掘及延揽人才，凡有学养专长者，除隐而不见外，大多可获重用。是故「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为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2]秦灭六国，建立大一统之帝国，在人才选拔方面，虽亦有所变革，但在官制方面，则建立以巩固皇帝地位为核心的官僚制度。秦亡汉兴，因秦「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3]是故无论从政治制度或文官制度而言，秦代可谓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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