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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先生陶渊明的读书态度，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们如进一层想一想，这两句话似乎是相矛盾的。既然是「好」读书，就该对所读之书求彻度了解，怎会不求甚解，怎会仅求了解大意知其梗槪呢？所以不求甚解的读书态度，似乎是难令人苟同的。先贤曾有言：「治学贵多疑，要在无疑处生疑。」发现疑问后，就要深入考察窥探其究竟，找出结论，获得彻底明白而后止，所谓「止于至善」也。这才是读书硏究学问应有的认眞态度。尤其对数理化等科学课程，若不求甚解，怎能有所创造发明日新月异的进展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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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修身自省，首重治学与处世，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亦系由治学与处世着手。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虚心学习，始有增益；学问浩翰无涯，闻道有先后，用心有深浅，倘能与胜我者切磋琢磨，对于本身学问定有长进。再者，治学最忌心满意足，常闻书到用时方恨少。即为勉励吾人必于平时多所充实，充实之道无他，多与胜我者研究，不耻下问，日积月累，必能有功。学问无涯，自修功夫，极为重要，自修方法更须讲求，常看胜我者何能胜我？则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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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先生的遺書裡，以易經，四書和歷史的註釋數量最多，而其中易經註疏的數量則居第三：有周易內傳六卷，周易內傳發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四卷，周易改異一卷，周易外傳七卷，共二十卷。易經註疏的數量雖居第三，因爲四書的註釋共五十卷，讀通鑑論和宋論共四十五卷，但是在思想內容上，易經的註釋堪稱第一。我們硏究船山史論中的評論原則，我們知道多爲引申易經的思想，對於四書的註釋，我們也看到同樣的現象。這種現象本來就是儒家思想的系統；誰不知道易經是儒家人生哲學和歷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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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学术，谦虚客观，好学力行，故能成其博大。2谨严专一国父治学于渊博外，更重谨严专一，而于著述，尤为谨愼严格，考证切实，故能垂范万世。民国八年冬邵元冲将赴美留学，晋谒 国父，请示治学门径，即以「专一」相勉。对其他朋友同志治学，亦同样要求严格，反对率尔操觚。国父在上海著书时，其「专一」精神，尤为世人敬佩！对往来函札，除特殊重要者外，常批答：「现时一切时事皆不问，祇从事于著书。」（批赵泰纪函）「近日闭户著书，不问外事。」（批马逢伯函）国父对于著述，实地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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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人物。徐老师治学的特点之一是博大。就他所发表的著作看，他硏究的范围纵贯上古到现代，横跨哲学、文学、历史乃至艺术。他认为范围广大才能通，而学问到通时才算眞学问。不但如此，他也敎导学生要放开眼光，不可自己侷限于小范围、小题目，以免见树不见林而蔽塞自己的聪明。虽然广博，却不浮泛，徐老师的硏究都由原始材料入手，把所有能搜集到的原始材料分析、归纳、比较、综合，以导向问题的解决。在一次新亚硏究所的月会中，有一位硏究生提出的报告引用了很多著名学者的说法，没有用基本史料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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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一代大哲熊十力（一八八五——一九六八）先生，字子贞，号添园老人，湖北黄冈人。毕生从事振兴儒学，治学严谨，富有开创性，成为当代新儒家的开派宗师。当代新儒家的代表性学者，如梁漱溟、张君劢，均为熊先生的同辈，而以熊先生为中心人物。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则为熊先生的入室弟子，他们在复兴儒学的推展上，都有不朽的成就，而当年倡论最早启迪最大的，莫过于熊先生。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载有熊先生的小传，赞誉熊先生是「儒学、佛学和西方哲学三方面的调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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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龄，不但有助于个人的成就，而且有益于社会的进步。相信就是这种「学到老」的态度，支持他迎接生命中每一个明天。读书人所散发出的馨香，乏人向往和羡慕。早就听说陈先生的用功和才华，他的几本有名的著作，譬如：「中国政治哲学槪论」、「法家述要」、「韩非子校释」、「孙子兵法校释」、「张居正评传」、「曾国藩平乱要旨」、「新社会哲学论」和「民主宪政论」，他自己似也颇为这些著作用了许多时间和功夫。我问他：年轻人都热切的追求成功，可有什么方法呢？陈先生却只说了他的读书与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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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初中及其同等学校代用敎师』[2]。三十二年七月同学录列有在校同学三十八名，三十三年元月毕业[3]若干名，则待考。这三十八名表列如下：丙、补习班鲁苏豫皖边区临时政治学院，除本科及师资训练班呈报敎部备案外，还有补习班，补习班的学生大槪是三十一年十二月招考新生以后来校的学生且多未高中毕业者，三十二年七月同学录中有八十八名，他们是：综观本科毕业生一百三十八人中；山东十二人、江苏六人、河南七十五人、安徽六人，河南人占绝对多数，附设的师资训练班，自己收的补习班，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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尙，自然有良规可循，良民有正道可行，疾弊不再重生，安祥景象自然出现。尧夫的治学态度，与生活实践一致，当神宗用王安石为相，行施新法过于严苛。他的门生在州县任官的很多，都纷纷求去，请敎机宜；他答学生说：「这是贤者所当尽力报效国家的时候，新法固严苛，但你能使它宽一分，那么百姓就受到一分的好处。」这种以天下苍生为怀的爱心，贯澈宇宙眞理，造成内圣外王的道学，也使明道伊川兄弟所敬佩。病笃之前，程氏拜见，他说：「天命我已知道了，世俗所谓命运，那我不懂？」临危遗言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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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与弟子智慧的对语，并恭聆 国父革命的誓言，和爱上陶渊明的宁淡，葡萄美酒夜光杯，城巿的妩媚向小城招手，是往日繁华的容貌？抑是已失去情人的丰姿？仰天一笑，明天又得与天下英雄豪杰同游。」我常细吟这首自以为诗而不成之诗的杂语！（二）我平日读书，因常写政论杂文的关系，故对孔子的文化思想和 国父孙中山的政治学术特别重视。国父曾说：「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智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治学杂谈话）我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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