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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儒林传》：「倪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尙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语，可观。』」这里的「朴学」，是指《尙书》的义蕴未发，精微未明，有如未加整治的素材，必待倪整理阐释以后，武帝始见义理之可观，故清儒以朴学称代尙待整理阐发的经学，进而并以实事求是，无微不信的精神，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故以为称。其实，朴学只能视为狭义的考证学，若以广义言，而子、史、舆地、天文、历算等，无不可涵盖其中，以清儒的成就说，也甚能吻合。二、考证学的成因：有清一代，考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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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教授广西省贵县人。民国二十八年（西元一九三九年）出生于山水甲天下的漓江江畔阳朔。十岁左右随家人来台，定居至今。毕业于台南一中与师范大学。曾任教于建国中学，后转往中硏院物理所从事硏究工作，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之合聘教授。八十四年夏天，为专心弘法而提前退休。早年先生未学佛之前，即因深入探索问题本源而体悟自性。八年后，得遇华藏上师，吿以宿命「系乘乱世来，想得大成就」；静默少顷，继云：「我传一法成就你。」祖师立即传法，以期成就。越三年，入地证性，并得华藏上师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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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常州人才辈出，在学术文学艺术方面均有杰出之成就与地位，笔者早有作一全面介绍之构想，但自新闻界退休之后，每日奔走于天母新店之间，耗费时间甚多，恐难以完成。后以最大决心在十月中完成此篇，拟请于「认识家鄕下编」中刊出。因在历次文献委员会中笔者始终未敢提及此事，事出仓卒，篇幅既多，在安排方面，宋伯元主委自有其困难之处，但仍由其亲自删削整理采择四分之一，浓缩收入「认识家鄕」之中，十分铭感。但事后思维，主要精神既难能彰显，而其他内容亦弃之可惜，因此决定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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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大陆学界最近掀起研究李登辉总统农经学术著作的热潮，据多位最近访问大陆归来的学者透露，彼岸当局希望藉著李总统的研究成果，作为开发东南沿海地区的参考。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靳晋及敎授曾晓光，于去年八月间联合发表「李登辉博士在农业经济学方面成就的述评」一文，肯定李总统是「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对台湾农业发展的研究是很有成效的」，该文并强调「台湾农业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过程，可能对我国其他部分，特别是资源条件和农作制度相近的东南沿海地区，提供许多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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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不但在宋代女词人中首屈一指，相较于当时许多著名的男性词人，也毫不逊色。明代杨慎说她「当与秦七（观）、黄九（庭坚）争高下，不独雄于闺阁也」。清代李调元说：「易安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窻（吴文英）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周邦彦）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清代王士祯，则进一步从宋词的流派进行槪括说：「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以幼安（辛弃疾）称首」。这些评论家大都以客观精当的语言，称许李清照在词作方面的成就，同时也肯定了她在宋代词坛上的重要地位。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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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作家或因文才有限，或因经验不足，即使在文坛上成功成名，他们毕生所能写出的好作品，常常只是同一类，同一色调的。………但是白先勇的作品，无法纳人任何一个单一的派别里。白先勇才气纵横……处理过各种不同款式的题材……写出来的作品，都非常成功。」夏志淸先生称赞白先勇为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并谓：「从五四运动到大陆变色以前这一段时期的短篇小说，在艺术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后期小说相比或超越他的成就的，也不过五六人，……凭他的才华和努力，将来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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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眉紀念金盟約 比翼歡吟玳瑁詩二〇〇三年二月十日是羅宗爵團長八十八歲生日，又恰逄他和夫人馬蕙芬結婚六〇週年，雙喜臨門，殊値紀念。他倆現僑居美國華盛頓州，生日那天，兒、女、婿會同親友歡宴慶祝，定必熱鬧溫馨。先生於一九四一年在廣西大學農學院畢業後，留校任助教，翌年結婚。一九四五年秋日本宣佈投降，抗日戰爭勝利，返回故鄉，擔任聿懷中學教職，至一九四七年一月，應台灣糖業公司屛東甘蔗研究所所長駱君驌先生（前西大農藝系教授）之邀，前往工作，負責蔗病研究。一九五〇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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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反而获得更大的成就。其成果为：在新竹、苗栗从沙岩中洗选高级玻璃砂，供菲力浦公司碧悠大厂及高级窑业之用。曾将金门黄土漂白分级，做为油漆、橡胶高级塡充料，历三十载之久，近年始予放弃。二十多年前，黄先生认为台湾矿产资源贫乏，开始向海外发展；民国七十年间，前往东南亚专心调査「沙与土」的原料，曾在泰国码头附近发现堆积钠长石千吨，无人购买使用，经取样分析后，证实其质量均佳，乃全数购买，并组「可达公司」直接从矿床开采，成为台湾钠长石最大供应厂商，每年销来台湾达三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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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代表名學禮，字芷復，民國二年（一九一三）陰曆十一月十二日生於山西省榮河縣寶鼎鄕北楊村，現屬萬榮縣。父鎮清公，母武太夫人。上有長姊長兄次兄次姊，下有四弟五弟。耕讀傳家，勤儉醇樸，急公樂善，鄕里稱道。先生天賦聰慧，早有大志，幷州大學畢業，服務於山西省政府，抗日戰起，入民族革命大學，接受抗戰衛國之政治軍事教育，此亦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兼任校長之戰時幹部訓練中心。先生抗日戰前任山西省政府視察處科員，抗日戰時，任山西省政祕書，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同上校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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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居安思危，考虑长远，故「受捐以俸，命工估値，鸠工举事。[2]他对自己捐俸修建长兴城垣的认识是：「夫有司之禄，天子之禄也；天子之所以禄我者，小民之力也，今节其自奉之余以予我者，还而图所以卫之之具，以此上捐朝廷，下纡民力，勉而为之，是固余之职也。」[3]他对自己出资，不但毫无自诩，反而认为那禄是老百姓节衣缩食给的，应该还归，为民所想，是自己的职责。一个君主时代的士大夫，看重百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确是难能可贵的。当他看到排列粮仓前的仓桥，「岁久倾欹」，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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