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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道路上,如何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而在中国富强的过程中,台湾的角色是什么?台湾的定位又在那里?本刊特将北京大学前校长吴树青先生介绍魏著全文刊载如后,以飨读者,又福建同乡会文化中心陈列有「中国国富论」(上下册)一书,欢迎吾乡亲莅会阅览。
一、前言西方社会经济学者玛司.韦伯(Max Weber)敎授认为,基督新敎文化创造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1]。他举证西欧、北美在十八、十九世纪经济的繁荣与进步,此与以基督新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它培养了资本主义的精神。而玛司.韦伯敎授更指出,中国儒家文化无法产生资本主义的精神,所以他使中国经济落后、贫穷。这个论断我不赞同,其理由已在许多著作里阐明,此处不再赘述[2]。然而中国文化中的妈祖文化对于市场经济的正面意义,学者们在这一方面从未论及,本论文也许
许多读者皆认为《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个吃喝嫖赌的泼皮。但是,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阅读和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他还是个精明的商人,不失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活跃市场经济的创业者形象。《金瓶梅》借宋故事指斥明末时政这是学者都认同的。只是过去未能从明末已进入市场经济这一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发展阶段」去深入剖析,所以对小说主人公的认识仍停留在旧框框中。事实上,明末市场经济已初具规模和活力。据《临清州志》记载,明万历中叶临清人口已达六·六七万人,户三·〇三万。由于地处
資本主義過去在中國未能發展,而在最近的二十年裡,亞洲四小龍爲何又能以資本主義的方式達成經濟成就?資本主義何以無從發展在歷史上的其他傳統社會中,人們對於財富和物質上成功的評價和中國社會不一樣。的確,中國歷史上,不論是個人或是國家均表現了長期的渴望富有的心態。然而雖然有這項有力的驅力,但是歷史上的中國人却並未發出真正的資本主義。最近幾十年中,儒家孕育下的人物却成爲市場裡的主宰,而在工作倫理上有貢獻的實行家,和小心翼翼地理財者和有技巧的投資人——具有這些特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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