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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共知,山西在歷史上就是一個礦產資源十分豐富的省份。這些礦產資源,旣與晉省人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又早爲外人所垂涎。一八九八年(淸光緖二十四年),英(帝國主義)商福公司秘密勾結山西巡胡聘之,達成了由該公司包辦開山西平定、盂縣、潞安、澤州(今晉城)以及平陽各屬煤鐵礦產的協議,以六〇年爲期,議定章程二十條;至一九〇五年(光緖三十一年),淸政府鐵路大臣盛宣懷,又與該公司董事哲美森在上海簽訂了設立山西鎔化廠及合辦鐵礦合同四條。名曰合辦,實同出賣。是年十月,哲美森...
我的问号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们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书店的角角落落寻找有关资料。黄鉴晖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是我自己在一个书架的底层找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余万言,包罗著大量帐单报表的大开本《山西票号史料》则是一直为我开车的司机李俊文先生从一家书店的库房裏挖出来的,连他,也因每天听我在车上讲这讲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电视编导章文涛先生、歌唱家单秀荣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驱车向平遥和祁县出发了。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
在具体的商业行为上也特别讲究信誉,否则那些专营银两汇兑、资金存放的山西票号,怎么能取得全国各地百姓长达百余年的信任呢?当时我国的金融信托事业并没有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处机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赖信誉和道义。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地处于领先地位,能给远远近近的异鄕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商业同行相互间的道义和商业行为本身的道义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上的光彩,也
余在山西商业专门学校读书时,曾听韩业芳先生及严愼修校长讲过山西票号故事,但其时票号事业已失败,余以为这是历史上的陈迹,因余时尙未硏究经济史,故未注意及此。后各省友人闲谈中,以余为山西人,而又硏究历史,也曾硏究经济史,故尝以山西票号之故事为问。尤其是顾炎武发明票号一节,人多乐道,而与余闻为雷履泰(平遥)所发明者异。但孰为票号发明者,则未暇究。二十五年奉命赴山西调查票号,所得材料甚多,略加整理,分期在中央银行经济硏究处出版之经济月报中发表,目的是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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