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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建修先生,昌樂城裡人,青島膠濟鐵路中學卒業,抗戰中山東省立臨時政治學院文科第一期畢業。曾任山東省立昌樂中學敎員兼訓導工作。來臺後曾任員林及大甲中學敎員,現任中興新村浸信敎會牧師。
结果颇与彼国棉织业不利,日人乃引为大忧,于是遂在上海、靑岛等处,广设纱厂,此外在天津、满州计划中之新厂尙多。其进行之猛,大有排山倒海之势,盖已视中国为彼棉纱业之拓殖地矣。华厂在此三角式之竞争中,虽工厂锭子二者均占多数,而总以狃于目前,昧于大势,历年盈余往往分派殆尽,故一旦金融奇迫,则损失独多。民国十年以来,华厂因受棉贵纱贱影响,或停工、或减少工作,日厂则照常工作,出货甚多,因而乘机垄断,涨落唯其所欲,华厂欲开工,则巿上日纱充斥,或故贬其价,以相压迫,故
本文榮獲《湖北文獻》研究生論文獎學金,作者劉岩岩,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貴州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研究;導師為武漢大學敖文蔚教授。
故仿造极易。每机价格,仅在银元十元左右。但其生产效率,则倍增于丢梭木机,且能仿制外洋宽布。由是织布之家,多弃丢梭而不用。盖扯梭木机所织之布,粗细宽窄,轻重厚薄,均称合宜也。染色亦由单色而添增复色,价廉物美,产量增加,销路之广,远逹邻省。惟此时之棉织业,殆仍全属手工;规模较大之木机厂,机数每家不过三四十台而已。铁轮织机之应用,开始于前淸光绪三十一年江北簸基石之复原厂(厂长曾应之继为重庆南岸呼归石之富川厂,光绪末年苏炳章在弹子石所辨之协利厂。复原开辨时,有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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