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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与宗教近百年来，由于西方文化之传入而使中国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许多不成问题的问题，此时都变成了问题。譬如二千年来一向被国人普遍崇信的孔教，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首先提倡复兴孔教者为康有为、陈焕章、赵戴文等人，他们都主张加强儒家的宗教性，以与外来的基督教抗衡。民国初年，陈焕章创立孔教会于上海，赵戴文在北方组成崇圣会，两会皆奉孔子为教主，力促政府宣布孔教为国教。另一方面持相反论调者亦大有人在；不特一小撮激进份子将中国的积弱归咎于汉武帝的尊儒，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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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宗教背景台湾戏剧之发展与保存延续，乃是由于台湾民间敬神事鬼的宗敎信仰关系，分析形成此种风气的因素有三：（一）明代对台湾的经营并不积极，台湾成为倭寇出没之地，为杜绝倭寇的患害，政令禁止沿海人民出洋，移民都是偸渡来台，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因此转而求神明庇护，所以崇敬依赖神明强烈，于是建造寺庙，每逢神诞，利用演戏来娱神。（二）垦拓早期的艰难，移民时遭土番侵害，以及居住在瘟疫流行，瘴疠病痛的环境之下，渴求神明呵护的求平安心理，以为无祀则鬼神会作祟害人，所以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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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毕生奔走国事，席不暇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受人崇敬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他所著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和「知难行易学说」早已驰名中外。惟独他的宗教思想鲜为人知；笔者愿以「中山先生的宗教思想」为题，深入探讨，希望各界先进不吝指正。中山先生在自传中曾写道：「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曁美国之华盛顿焉。」后来在伦敦蒙难脱险后寄给香港道济会区凤墀信云：「弟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则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时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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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爲台灣南部佛敎之聖地，其叢林規制、佛學硏究，弘法活動等，早已揚譽中外，余於七十九年八月起承宗兄張培耕先生之介，於該山叢林學院專科部濫竽敎席，爰將授課所見所感賦之於后。㈠授課有感一週文章一味禪，佛山執敎且結緣，叢林弦誦學風好，樂育英才凈土硏。㈡佛敎文物陳列館寶山文物井然列，瑰麗光華無盡藏，處處琳瑯嘆觀止，不沾不染妙堂堂。㈢大雄寶殿巍峨殿宇瑞煙升，萬座無塵功德燈，法相莊嚴開妙覺，磬聲梵唱慮全清。㈣大佛城莊嚴妙相矗中天，慧日慈光照大千，待渡眾生齊仰望，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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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從峨眉縣城到報國寺，相距不過二十里，走不多路，便可看到整個峨眉的遠影，連金頂也能遙遙望見。這一路上有很多小廟子，多半是山上各大寺院的脚廟，採辦僧衆下山時，多於此憇息。我一路經聖積寺、菩提廟、保寧院，過了瑜迦河便到了報國寺，這是山麓第一大寺，氣象甚爲雄偉。可是遊人上山心切，恨不得三步併作兩步的爬到金頂去，故目前好好的一座大叢林，便給忽略過去了。說眞的，報國寺是峨眉山的大廟。寺門有額，那是康熙帝所題，正殿有今總統蔣公所書「精忠報國」的橫額，那是民國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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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人的敬天思想、祖先崇拜與神明觀漢民族對天的觀念是：天乃宇宙的主宰者，是萬物的本源，世間的絕對權威者。治民者乃代天行道，稱爲天子，其執政治民皆須順應天意。漢民族的敬天思想，不僅限於政治哲學，甚至倫理道德、敎育制度也都淵源於這種天命思想。祭天遂成爲最重要的事。爲方便祭祀，漢民族把無形的天加以具體化，稱爲玉皇大帝，俗稱天公，是天地間最至高無上的神，進行最莊嚴的祭祀。玉皇大帝是天界的主神，其下各部大神有：文昌帝——學務關聖帝——商務巧聖先師——工務神農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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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鄕民間宗敎的起緣我豐縣偏處江蘇省的最北端，西北毗連山東的金、單、魚等縣，東南與江蘇的沛、銅、蕭、碭等縣接壤，地勢平坦，無崇山峻嶺、江蘇湖川，只有華山與沙河點綴境內，公路四通八達，交通尙稱便利。民國十七年，革命軍北代成功，中央推行新政，大力破除迷信，摧毁泥塑木彫之神像，寺廟改建學校，敎育普及，民智大開，神靈在人民心目中逐漸消失。各宗敎藉機崛起，當時有理敎、道敎、佛敎、回敎、基督敎、天主敎。另外尙有天公敎、地母敎、慈善敎等，我縣宗敎信仰絕對自由，各宗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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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吾閩先哲林兆恩，字懋勛，別號龍江，道號子谷子。學者初當稱之為「三敎先生」，後乃稱爲「三一敎主」，更有尊爲「夏午尼氏道統中一三敎度世大宗師」者。一、先哲家世先哲七世祖林淇公，住於福建省莆田縣城內赤桂巷，洪武庚辰科進士，先後充任廣東省儋州同知及辰溪縣令，仁政愛民，已積陰功。生梅軒處士，梅軒生遲菴公，以歲貢授淸遠司。遲菴生槐庭處士，槐庭生省吾公。弘治壬戌科進士，初任大理，以忤劉瑾落職，瑾伏誅後，復官兵部右侍郞，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嗣遷兩廣總制，以德爲威，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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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文獻」第八期載有拙著「抗戰前夕的湖北省之建設與進步」一文，就抗戰前夕國家重心所在之湖北省的土地、曆象、人口、黨務、政治、財政、金融、工商業及水利等事業，均有相當陳述，自以爲當可「使人興去國懷鄕之念，而堅反攻復國之志。」而其結尾有云：「惟二十三四年間，湖北省之建設與進步，其可得而刋述者，應不止乎此，如敎育、如學術、如宗敎、如出版事業等等，均當有留待反攻復興時期重建湖北之參考價値，第以限於篇幅及精力，遂不能舒暢一己之所欲言，幸同鄕諸君子鑒諒！容當別爲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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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以少數民族統一中國，非多數民族之福。只是如果他們眞能以「無本身利害」及「不無端干預」的立場，掃除遼金南宋以來的積弊與苛政，却也不失爲在中國歷史上的一種貢獻。我們仔細讀忽必烈的傳記，無法斷言他沒有這樣的心腸。他作的『下江南檄』就指責南宋的通貨膨脹爲苛政，他也曾下令，禁止買賣濫估價格，也曾將賦稅降低。他之禁止軍隊濫殺戮，廢止遼金以來的酷刑，革除了宋朝黥面的粗蠻辦法，都具有改革者的作風。而且南宋以來有些地主收流民爲客戶，旣把他們當作佃農，也把他們視爲農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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