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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气说,它确实地说明了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开始一段的一种景象;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北伐成功;新文化运动已由提倡阶段进入了发扬阶段;近代考古学也在此时被列入了政府所提倡的硏究工作之一部门。但这只是表面的历史;更要紧的是在这一时期学术界精神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情形,可以藉两个大家所尊敬的学者的治学方法与人生观做例证来说明。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海宁王国维先生(号静安,学术界尊称为观堂先生)在北平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杀;当时的全国学术界为之震动。义宁陈寅恪先生作王观堂先生挽词
淸代末葉,我浙有三大漢學家,卽德淸兪樾先生(字蔭甫),定海黃以周先生(字元同)與瑞安孫詒讓先生(字仲容)。兪、黃兩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博大精深,各有其獨到的地方;但影響後來學術風氣之廣,却未若孫先生。孫先生於淸光緖三十四年(一九〇八)逝世,歿後至今,忽忽已六十二週年了。在這六十餘年之中,國內學人並沒有忘記先生在學術上啓導之功。對先生的學問與行誼,或加評論,或予表揚,非常熱烈。如章炳麟爲撰別傳,張謇爲撰墓表,朱芳圃纂年譜,張壽賢撰孫先生學術槪論,宋抱慈撰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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