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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作者王裕凯先生云：「以上系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羣先生日记中之一页，由其夫人保志宁女士一九八七年二月五日自纽约寄来者」。本日记事首句谓「裕凯赴沪接眷昨日囘筑」，时大夏大学已迁贵阳年余矣。——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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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冬声遗作我国民革命军在北伐以后，统一局面渐趋稳定，国内建设正积极发展，国势日渐强盛，日本军阀的侵略野心更加积极，于民国廿六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八一三」发生淞沪战争，我们抗日战争便全面开始。那时我们大夏大学位在上海市梵王渡中山路，四百多亩广阔的校址，巍峨的校舍，许多名敎授的讲学精神，以及学生的硏究风气，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由于学校受到日军的砲火威胁，我们学校便西迁贵州贵阳，而留在上海的师生与无法西迁的仪器图书等，便统统搬运在上海英租界静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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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傅老师在大夏大学，已是五十多年前的往事。我在大夏大学四年，经过四位训导长，而最受学生爱载，使我终生难忘的却祇是傅老师。二十八年秋天，我由云南昆华中学转学到大夏附中，当时大夏大学与附中，同在贵阳市次南门外、南明河畔的讲武堂内，因此我们除了每逢星期一，见到王校长伯群先生来校主持大学部周会外，天天在校主持校务的是望重士林的欧副校长元怀先生。他每天领导升旗；常常作「精神讲话」，并由长于歌咏的同学黄承炳，郭可周指挥大家唱爱国歌曲，使全校的同学都充满爱国爱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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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七年秋季，我曾到大夏大学预科读了一个学期，当时的校址是在上海胶州路。至翌年春，由于健康关系，留在故鄕故宁波肄业，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幸承先慈姚太夫人悉心为我调养，不久就康复了。在四中时，敎我国文的丁衣仁老师（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对我写作颇多鼓励，并关怀我的升学前途，他以为我可专攻哲学，或读文法亦可。丽娃河畔风光二十年夏，考入大夏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孙浩烜先生），我以政治学为主系（系主任林希谦先生），经济学为副系（系主任唐庆增先生），但兴趣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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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大夏大学的真正创办人为吴稚晖先生实无不可吴稚晖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的精神永远的活在人间。他的道德文章和事业，一切的一切都有国史馆的大手笔来撰述，无须我来饶舌。可是他生平对于大学的见解，似乎知道的人很少。我因在做学生时，曾亲听到他关于创办大学的崇高理想，大夏大学即在他精神鼓励下组织成立的，所以说大夏大学的眞正创办人为吴稚晖先生实无不可。今天记忆犹新，乘便略述一二，以补史乘的不足。记得是民国十三年暑假，我们一群敎授和学生因为厦门大学当局压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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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伦，一切均成梦幻。民国四十三年本校三十周年校庆时，台北校友会发行之「大夏通讯」编印校庆特刊，我曾为文题曰「大夏琐记」，当时记忆犹清；而今离校已将四十年，对于人、事、时、地、物，多已依稀模糊。缅怀往事，不禁感慨系之。兹就我在校时片断记忆，略述数则，雪泥鸿爪，聊作纪念献礼。黔中八大学之雄抗战期间，内地各大学因沦陷战区，均迁移西北及西南大后方，仅贵州一省便有八个大学及独立学院，时称黔中八大学。大夏大学位于贵阳郊区山明水秀之南明河畔，以贵州讲武堂旧址为校舍。校长王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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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做个一张白纸的学生。不到一年，民国十八年的夏季某月，霹雳一声，大陆大学被政府査封停办，师生星散。这时候，我和三位同学商议东渡日本留学，写信囘家向父母报吿索汇款作赴日旅费，父亲复信，说母亲不同意我远适异国，我不得已决定囘家一趟，亲自说服母亲。囘到家里，把自己意愿和抱负向双亲和妻子报吿，母亲对着我哭个不止，这一哭，不但我说服不了母亲，反而被母亲软化了，只好打消出国之愿。暑假过后与同县汪德顗君结伴再去上海，汪君为上海大夏大学二年级学生，他劝我报考大夏大学，到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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