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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通志」，嘉靖「常熟县志」，万历「乐安县志」，天启「成都府志」等。罕见之清刻本有乾隆「溧阳县志」，嘉庆「邳州志」，康熙「海宁县志」，道光「内江县志」等书。除此之外，値得吾人注意者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之方志，大皆为清代学者所编修，其编修之法，不但体例严谨，而且取材宏富，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颇重要之地位。方志学与史学之关系㈠地方史与地方地理之合流方志者，为史家之支流，兼具正史与通史之规，地方之志，亦即地方之史，为古者一国之史，其志天度，即史之天文志也。志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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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歌山村志》。三、海外同胞捐资，如东阳的《蔡宅村志》，台湾同胞蔡生褀客死异鄕，生前嘱托友人带回老家蔡宅一笔款项，供修谱专用。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史学现象。许多行家极力推崇。中国农民史硏究专家、浙江大学教授孙达人为《象塘村志》写的序言《论族谱——村志的当代意义》，是一篇高质的《宗谱>硏究论文，为当前的修谱热潮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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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章学诚不禁慨叹于古今志乘，终鲜善本。（章氏有关回复方志史学之建议，兹不赘论），信如章氏之说，则现存方志在史学上究有无其地位否耶？于此则于新旧史学之意义略为一言以决之。旧史学之所重者，在记兴废，垂鉴戒之范畴；而新史学之所重者，在描写人类社会进化之业迹。我国旧史，因经旧日所谓良史者之手，其有关人类社会进化之迹者，删削无遗，而其记各地各时代社会进化之不同，反可求之于历代所遗芜杂之方志。善乎梁启超之言曰：「以吾侪今日治史之所需要者言之，则此二三千种十余万卷之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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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陸陷共以後，中華文化備受摧殘，愛國憂時的人士，每有學衰道微的感嘆，乃有文化復興運動之推行。而整理國政，表揚國粹之聲，便競言不輟，於是方志之書，亦頗引起學者之注意。方志是一隅之史，資料可信而寶貴，甚爲歷史學者所重視。中國歷史向來就有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循環特性。可是當抗戰勝利之初，外患甫告敉平，內亂又隨之而起，突破了歷史循環的特性。導致國家民族空前的浩刼，其中成敗得失，日後歷史必有公論。而方志之記載，將是補救史書缺略的可靠資料。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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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元达先生囘忆他上课的情形：我们直到今天，都仍对姚老师讲课时眼望天花板，一面用手揉搓着他的大肚皮，一面上嘴唇摩擦着他的大门牙讲书的神情，留有深刻的印象……先生上课的速度很慢，笔记并不多，先生常说的两句名言——「骑马要坐在马背上」、「游泳要跳到河里去」——已经成了先生的注册商标。讲史学方法的「转手记载不如原书」、「以汉还汉，以唐还唐」等等，更在日后的硏究工作中萦绕心头，发生如傅乐成老师所说「神仙指路」的作用。杜维运老师也认为「台大历史系毕业生，大致都能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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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哲之精粹论断：孟子有言：「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司马迁自叙曰：「书以道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章学诚文史通义谓：「六经皆史也。」又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云：「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谈活动之体相较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在西方有历史之父美称的希罗多德（Herodotus），他是小亚细亚人，但他发愿著作「波斯战争史」，并希望其史事传之久远。吉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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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记载的彭氏世系表裏，发现这家族世系源远流长，可自宋、元、明、清四朝上溯唐、五代。因此，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宋元明史、清史稿等史料都要借来阅览。此外，如遇有关的私家文集、金石铭志、调查报吿（如乌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吿，芮逸夫敎授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吿）、及前人的论文（从东洋学文献类目、中国史学论文引得等查寻）等，槪在搜集之列。在此初步搜集资料、阅览资料时，我对于彭氏和土家民族的历史，已大致有了深刻的印象。至于进一步的续查资料，则须等待拟定这篇论文的章节之后，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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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自昭萍志略人物志—文廷式字芸阁，一字道爔。（沐勋案。据萍鄕文氏四修族谱。字道希。号芸阁。昭萍志略误。）为壮烈公晟之孙，资政大夫高廉兵备道星瑞之子。附监生，光緖壬午中式顺天鄕式举人。天才超轶，读书十行俱下，过目不忘；尤长于史学。誉噪京师，名公卿争欲与之纳交。己丑钦取内阁中书第一名，庚寅恩科成进士，覆试一等第一名，殿试一甲第二名及第。授职翰林院编修。旋充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纂修，本衙门撰文。癸已恩科，充江南鄕试副考官，所取多名下士。阅近人丛刊中，有梓其南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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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三与唐继尧的关系，我们还看到了被史学家忽略的另外一种档案记录。1927年2月中旬（云南“二六”政变后），29岁的王德带着重任从广东回到昆明，即委托夫人马冰清（1928年加入中共）与唐继尧联系，双方不止一次地会见商谈。唐继尧在逝世前曾嘱附他身边的亲信王洁修“政治上听懋廷（王德三）、李子固主持”。这句话至少证明他们双方在交谈中取得了重要“共识”，唐继尧已把王德三、李子固（打入滇军内部的中共党员）视为有相同政见的人了。（详见本书收录的《王德三与唐继尧、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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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我国累存的史料确是不少，可惜史学硏究上还待重行检讨哩！唐宋以来，史籍的编纂却也演进许多，官修的演化为编年体的皇家实录、纪传体的正史、有关礼法的会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纪传体的正史、别史、编年体的通鉴、以事为纲的纪事本末、属于典志的通考、通典专史体裁和内容都有进步。史学上也诞生了两位杰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刘知几（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诸家所作的史籍，阐明义例，商榷利病，遗存传世的有史通一书，独具评论性。另一位是章学诚，曾为和州、永清、毫州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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