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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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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內有傳記文 學之興起，國外著名圖書館並有「口述歷史」的保存，使後人可得參考之助，誠屬可喜的現象。惟所有傳記，因追憶往事，難免有人、時的誤纏，尤其做主管者，或現在仍有佐理的祕書之類，若僅撮其概要，交彼整理，則往往誇大其主管之傑出，更欲「推倒」前賢，使其主管成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崇高，此與文獻依朱注「文，典籍也；獻，賢也」的人文典籍不無悖背。雖然「盡信書，不如無書，」古已有之，然文獻會之正當使命，卽要求「正確的史實，」遇有事實相背的記載，應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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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鎮鎭與州郡之同異魏登國四年（公元三八九年），氐酋分諸氐羌爲二十都護，各爲鎭戍，不置郡縣；都護與鎭相似。北魏初爲防禦北方之高車與柔然（蠕蠕）太武五王傳廣陽王元深上書謂：「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鎭。」是鎭之設立始於皇始。周書楊忠傳：「高祖元燾，魏初爲武川鎭司馬。」知武川鎭之設甚早。可與廣陽王深書謂鎭始於皇始相參證。由是可知魏初鎭之制度早已建立。其目的在「移防」與「作鎭」。防守要地，以禦高車及蠕蠕之入侵。故北方諸鎭十分重要，鎭守的人除任用拓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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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修志書，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資料的搜集；巧婦難爲無米之炊，若沒有完備的資料，雖是馬班復生，都不會造出佳良的史志來。況且方志資料包括的範圍至廣，吾人如何在廣博的範圍中，吸取有用的資料，實是一個技術問題。關於方志的資料，雖然包括的範圍至廣，若依李泰棻氏「方志學」所分，不過記錄的資料與非記錄的資料二類；若依本師黎錦熙先生「方志今議」所分，則有實際調査、檔案整理、羣書採錄三類；檔案羣書，是記錄的資料，實際調査，是非記錄的資料。然而不管是那一類的資料，從資料的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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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前曾撰「談長城——是隔間而非圍牆」及「西北、西北」二文中（均曾刊登「中國邊政」雜誌），均曾一再提及匈奴，並許之爲行國之始祖。按匈奴在我國歷史上所扮演之角色，其重要性與諸夏乃至後來之漢族，當無分軒輊，而其對世界歷史之影響，則非諸夏或漢族之所能比擬，對匈奴詳加硏究，確有價値。顧匈奴民族以其他名稱出現我國載記上，爲時極早，「詩」中亦屢加引述，如「定之方中」、「載馳」、「采薇」……或稱之爲「狄」、或稱之爲「玁狁」……（請參看拙撰「詩經中有關邊疆民族部份」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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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現代世人習稱她爲「外蒙古」。蒙古人自稱爲「籃天下的土地」。位置：中亞東部。緯度—北緯41°36’至52°9’。經度—87°47’至119°54’。面積：六〇四〇九五方哩。人口：一百萬以上。語言：官方語爲喀爾喀蒙古語，地方則用蒙古方言。經濟：農產品——大麥、玉米、燕麥、馬鈴薯、乾草、綿羊、山羊、牛、馬、駱駝、猪。工業及其產品——食品（牛油、乾酪、牛奶）加工、皮貨、靴鞋、羊皮、皮革、氈鞋及氈製品、家畜墊草、馬毛、紡織品、水泥、造紙、肥皂、畜產及家畜之飼養、畜產（洗羊毛、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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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京政府（以下简称袁世凯政权）授予的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林、黑龙江军务，也就是说，袁世凯政权不仅把东三省的军权交给了段芝贵，还让段芝贵兼任奉天巡按使，把奉天省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了段芝贵。袁世凯政权想让段芝贵把东三省策划成特别省制，以强化中央政府的管辖[2]。段芝贵上任伊始，就连日致电北京政府，报告实施「军民两治」、筹备「特别省制」的情况。可见这两个任务何等重要[3]。那么，袁世凯政权给予段芝贵这么大的权力，又企图把奉天省明确地置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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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文獻的歷史「文獻」一詞，最早見於論語八佾篇：「子曰：『夏禮，吾能言之，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文」是典籍，「獻」是訪問耆舊賢才，兩者的涵意很容易明白。訪問耆舊賢才就是西方學者所說的口述歷史（Oral History），西方史家常以爲口述歷史是西方發明的，但是從論語這段記載，我們知道，中國在三千年前已經採行這種方法。目前各省文獻的編撰，方法上仍然不出上述兩種方式，一方面選載業已發表的資料，一方面就地採訪當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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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观念，确定纂修民国史之分期问题；（拟推展县市志十五年一修，省志三十年一修之用意，规定民国史六十年一修。）③纂修民国史之体例问题：（依照正史『二十五史，本纪、志、表、列传』项目，调整其内容，加以纂修。）④正史、通史、专史之配合共进。2整编地方文献与纂修民国史之配合。①依照国史馆「民国史事纪要」方式，编辑各省市民国史事纪要，以充实民国史「本纪」部份之内容。②志为正史较难部份，各省市文献，宜就有关政治、经济、敎育、文化、交通等部门，撰辑专论专著，以供采择。③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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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的问题。围绕着这一事件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第一，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是反苏**还是爱国主义？第二，张学良是否受蒋介石的利用？第三，这一事件对东北军特别是对张学良有何影响。一、是「反苏**」还是「维护国家主权」苏联史学界凡提到中东路事件，莫不指责是中国的「过错」，认为张学良是「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挑起的反苏事件」，是为了「**反苏」。[1]这一观点对中国史学界影响较大，散见于我国史学著作的评论，也大都沿用了苏联的观点。[2]其中影响较大的中国现代史教材，如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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