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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之能文者，初不限於騷人墨客，軍人亦多有擅其事者，如前軍需學校校長張叙忠氏是。張字孝仲，枝江人，幼喪父，家赤貧，至以樹葉雜碎米爲食，感國事日非，乃投筆從戎，旋東渡赴日，入士官學校，發奮爲學，力爭上游，諸凡學術各科，無不冠其輩，日人向以刻苦勤奮自負，而氏則尤過之，以是雅爲敬服。而「張入伍生」之名，乃不踁而走。鼎革後返國，創辦軍需學校，自爲校長，直至民國二十五年，蔣委員長兼長其校，始退休，可謂公立學校首長，任期最長者也，氏方正不苟，辦學嚴峻，故多有中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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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言亦间有可取」而发展到搜奇猎异，尤其是信鬼。他说，「人死曰鬼，鬼之灵者曰仙。鬼所由灵，存乎人之生平。或精其学、或贞其德、或炼其气。文人墨士而仙者，精其学者也；志士仁人而仙者，贞其德者也；老衲黄冠而仙者，炼其气者也。」不仅相信鬼仙确有其事，而且能左右和影响人的命运，「德义不如人谋，富贵不如鬼谋。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者，人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鬼也。」并说人们「侮慢鬼神而不知畏，良可叹也」。这是因为从反对宋儒的「以心为神明」的错误，走向了另一个错误，即因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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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批判理學的秦篤輝秦篤輝字楡村，號重甫，漢川人，生卒年約與李道平相近，歲貢生，曾肄業於江漢書院，極受山長陳詩器重。讀書多有自得，治經兼取漢宋，爲文出入漢唐，詩作則規撫唐人並延及宋元，兼擅書畫醫藥。著作曾集爲《墨緣堂集》三十二種，其中《易象通義》、《讀易類記》、《經學質疑錄》、《讀書比事》、《讀史剩言》、《警書》、《平書》、《楡樓詩話》、《詩家隅見》、《楚詩心賞集》及《文鈔》、《詩鈔》等，均爲作者本人及其後裔所重視。但經過道光己酉年（一八四九）的洪災，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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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杜浚和其他隱逸詩人與顧景星同時，在文學界上層影響更大一些，寫詩更謹愼和講求形式一些的，是長期寄寓南京的杜浚。㈠杜浚的生平與性格杜浚（一六一一-一六八七）字于皇，號茶村，黃岡人。靑少年時期在家鄕攻讀經史。二十四歲時就居南京，得結交茅元儀、方密之、吳偉業及方苞父子。三十二歲時爲副貢生，同年游北京，曾作《竹枝詞》云：「日出天街十丈紅，長安城似不關風。呵藤騎馬紛如織，大抵榮華若夢中。」①對統治階級的驕奢腐敗深有感觸。兩年後明朝滅亡，杜氏從此屛絕科第，刻意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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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多年的知交在短暂的一夜相聚时的心情写得十分细腻感人。再如《江陵秋思》云：「高空漠漠转晴沙，千里江陵落照斜。梁苑月明南去雁，渚宫秋冷暮归鸦。词人意气轻刘表，野客风流老孟嘉。几许关心成往事，旅亭惆怅对黄花。」不尽的沧桑沉思和文人墨客的无力感，构成了一唱三叹的历史回声。故《考田诗话》称赞程氏「古文出入于欧曾，诗以淸旷绝俗为工」，②此语大抵不误。但无论是《考田诗话》的作者喩文鏊，还是《湖北诗征传略》的作者丁宿章，所列举的均是风雅绝俗之作，而对作者的另一类型诗歌则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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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砭时弊。虽明知个人之力有限，不能力挽狂澜，但能坚持从本身做起，做文人所能做之事，尽国民所应尽之责，终生不懈，为人当如是也。附注：1.廪生：明清时府、州、县置学，就读学生在额定名额内者，明代月给廪米六斗称廪生（清改为月给银四两）。外增名额称增生无廪米，后再增者称附生。2.贡生：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优异者入京师国子监肄业称贡生。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和例贡。3.监生：明清入国子监就读者统称监生。由各地选诸生中之学行优良者称贡监。举人会试不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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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批评官吏不思振作，互相敷衍迁就。他说，「吏治之所以日益刓敝者，在于上下之皆不能举其职。牧令痿痺于下，台司道府扶护于上，而百事坠坏矣。」[1]对此，樊增祥曾设喩鼓励下属克服困难，振作精神办出实绩。他称「作官与治家等耳。一家之中，以贫悴之故，遂一切无心整理，一任儿女啼号、门户凋落而不顾，识者知此家必不复兴矣。一邑之长，……一任百姓顚连、庶事废弛而不顾，识者知其官运之不长矣。眞能手、眞志士，虽穷益壮，无资而豪。」[2]但无论他怎样激励或示警，他也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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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正學」之士李道平李道平（一七八七—一八四三）字遵王，號遠山，安陸人。因家居溳溪之上，被時人稱爲溳上先生。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舉人，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會試中進士，充國史館譽錄。大學士英和欲薦其爲內閣中書，他婉言拒絕，自求外任，初選知縣，旋改任嘉魚縣教諭而終其生。李氏著述較豐，主要有《周易集解纂疏》、《易筮遺占》、《四書外義》、《理學正傳》等書，另有《有獲齋文集》十卷。李道平生當嘉慶道光的衰敗之際，極力強調士人應學有所獲，以不致使「學」流於「口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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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樊增祥的『政書』和思想樊增祥的文章數量很大，集中於《樊山政書》和《樊山集·批判卷》，前者爲公牘書函，後者爲獄訟判決，有些文章頗能反映其社會思想。樊氏在洋務運動的後期進入仕途，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歷練，他對時弊也有了一些感觸和主張。這期間他的社會思想集中於《上南皮夫子第二書》，曾槪括當時社會問題的症結爲二：「今天下之患在於貧，而吏治之弊在於庸」。貧乏使得「賢者救死不瞻而無暇遠圖；不肖者唯利是營而罔恤廉恥」，並指出全國普遍的情況是「士貧於學，農貧於田，商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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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往上海。后来长居北京，袁世凯、徐世昌曾委以闲职。樊增祥才思敏捷，青年时以诗文得张之洞识拔。但张之洞并不愿樊氏任文辞一道发展下去，当1876年他从四川学政卸职返回京师时，适逢樊氏在京，两人不见已经数年，交谈后张氏叹息说，「子其终为文人乎？事有其大且远者，而日以风雅自命，孤吾望矣。」樊氏因而一度尽置辞章之学，改读中外「有用之书」，举凡「时政得失之由，中外强弱之形、人才消长之数，每举一事必往复再三，穷其原始，究其终极」。张之洞初以为樊氏「弗嫺西学，淸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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