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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线上,即引为同志,不过应将此次出关艰苦情形,详细说明,以坚定其心,从前有正规军参加,现在是自已站在前线上去,以前一切战斗有人安排,有人担当,现在必须自己安排,自己担当,以前有俸给现在是没有俸给,但能不顾困难,愿意合作,自是万分欢迎。于九时到救国会,待至十一时,则李梦星、霍为周、崔励堂先来,而卢乃赓、王化一、高崇民后来,都到后院秘书处去了,霍维周请他们来开会,我吿诉他说,他们在秘书处是先有个商量,霍维周说,先开干部会议,而后开大会,我以为想当然耳,最后杨大
科长、处长等职。中日战起,服务于三、七、九战区之宁国、金华、丽水一带,辗转于抗日救亡战线,宵衣旰食,贡献良多。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随军赴上海,任军需处被服科长,一九四六年随军调徐州第一补给区司令部任被服科上校科长,负责苏鲁豫皖四省军用被服之供应,一九四七年升任补给处上校副处长,一九四八年十月随军南撤,由南京而南昌而重庆,同时晋升为补给区少将司令。一九五〇年重庆为中共攻占,公滞留涪陵,未及南撤,后沦为以挑煤为生,自食其力,一九五七年病故于涪陵,终年四十六
,然后又很耐心向张、杨二人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只有防止乱,才能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应该有条件的释放蒋委员长。周恩来等夜以继日地奔波交谈,召开了各种会议,才使「西安事变」得以圆满解决。蒋委员长,迫于全国形势和他自己当时的地位,不得不承诺,停止内战,接受一致抗日的条件」。注不过在我看过的史料中,蒋委员长那时并没有接受任何条件。以「苏俄在中国」七十四至七十五页中蒋委员长就是这么说的:「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西安忽被张学良和杨虎城以暴力劫持。……我在此时,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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