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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衰起敝,拯济斯民。孟子于此一学术思想极端活跃之中,奋然兴起,在学术思想上,岿然为儒家一代宗师,他不但使孔子之道,由微而显,由闇而彰,形成思想界的主流,而且明体达用,开物成务,拓展此后儒家的恢宏局面,孟子对儒家继往开来之功,实不可没。吾人硏究孟子的学术思想,必须先了解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生活历程所接触的环境,然后对于孟子学术思想,方能通盘而有系统的认识。因之,在硏究孟子思想之前,对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深入探讨,是颇有必要的。兹分五点,论列如下:㈠封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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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县城内亚圣祠,位于自由街,即旧名龙厅。先严庆猷公曾撰题对联,张之祠门,以明亚圣孟子之政治思想,及对我国文化之贡献。仅录以志之。轻辟贵民,千秋佳话;居仁由义,百伐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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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四十六年转任私立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敎授,至民国六十年退休,但仍于该校兼课三年。先生著作已出版者有孟子思想硏究初稿,墨学槪论、文心雕龙注解、诗经新评价等专著,其他诗文散章各报章杂志。先生学养功深,文思风发、早年所刋文集,竟遭回禄之灾,前已述及。去冬母校北师大为纪念八十周年校庆征文,先生犹抱病撰稿,自美寄回,并迭次来函润色,其态度之严谨,友情之深厚,诚令人敬佩不置。先生德配李夫人,贤淑明礼、夫妇相庄,家庭融睦,夫人不幸于数年前谢世。遗子二:长知言,任职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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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暴怒之下,死而不避。身既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4]此乃鄙补充赵岐之不足者二也。以上拉拉杂杂的写了一大堆,如有词不达意之处,尚望王东楚先生及方家不吝指正![1] 参宋朱熹「四书集注」、近人杨亮功等「四书今注今译」、胡疏寰「孟子本义」、成璞完等「今注四书读本」、「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大陆版「辞源」。[2] 见宋元学案中之各学案。[3] 见孝经谏诤章、十五。[4] 见孔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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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孟子曰:「仁义而已矣。」又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又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丘——田野——民而为天子。孟子此言已有民主思想,其书中亦有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社会思想。如梁惠王篇:有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谨庠序之教,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等理论,可谓把儒家思想发展到最高点。四、简略结语谈儒家思想,宜以孔孟为主。胡适先生分一、二、三、四、五,并附有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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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孟均有弭战的思想孔子生于春秋时代,诸侯为争城掠地,每每互相攻伐,百姓深受战乱之苦,孔子为解除百姓之痛苦,乃依鲁史而作春秋,目的在「拨乱世而反之正」,期望能消弭战争。至而孟子则生于战国时代,当时战争已益频繁,战祸亦益激烈,所以孟子对于战争为手段争取霸业之霸主,每加眨抑,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尽心篇〉)对于善战者,则指为大罪,讥为民贼,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尽心篇〉)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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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吿子上篇)。仁内,义外。仁是蕴于内的爱人之意与生民之心。义是由于内在仁心的推动而产生于外的正当行径。韩愈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原道)。论者以为孟子仁义并重,孔子则以仁学为中心,对于义则不甚重视。其实,论语一书中提及仁字固然很多,然论述义字者亦复不少。儒家思想以仁义为要旨。孔子为儒学的宗师,那会重仁而轻义。孔子、孟子同为讲道德,说仁义的圣哲。孔子曰:「君子喩于义,小人喩于利」(述而篇)。一般言之,君子为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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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趋下流为不齿了。㈡孟子仁义并称孔子思想中心为「仁」、强调「仁」,唯提到利时,也必同时提及义,其意义无非敎人严义利之辨。到了孟子,则仁义并称,同时强调仁义。所以他答梁惠王之问,开宗明义就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篇)以仁义所兴之利,是富国益民之大利,否则徇一己之私,穷奢极侈,其结果必上下交征利,危亡无日,故私利与仁义其相去不啻天渊。所以孟子云:「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篇)又云:「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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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擧国为兵,刻日可备;而我闻警,乃募老弱乞丐充之,岂能幸胜?徒丧师失地、自戮其民而已。此所谓殃民者乎[12]?」康有为在诠释孟子思想时,随处不忘对中西现状作比较,以加强国人对时代危机的认识。他在说明「孟子」中所见的贡法后,接着列擧欧美诸国的贡法,惟中国之税极薄:「然不足以立国、养兵、兴学、劝业、修道、衞生、恤贫[13]」。他又指出,欧美各国皆无乞丐,中国则人众而奇贫[14]。诸如此类忧国济世的例子,全书所在多有。这是康有为撰写「孟子微」时的第二个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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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果,惟义所在[5]」;赵氏则专就特殊义言之。再如孟子特尊孔子,推为「圣之时者也」,所重的是孔子的德业;赵氏注孟则以孔子为「素王」,重其事功。不仅如此,赵氏更以周公为历史的分界线,「古者,谓周公以前[6]」,「中古,谓周公制礼以来[7]」,特重周公在政治上之功业。凡此都可以反映出赵氏注孟时,对问题的抉择及义理的发挥,均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关怀有密切关系[8]。这种现象固不仅中国本土如此,日本儒者诠释孟子思想,亦复呈现类似之现象,如德川时代的伊藤仁斋(维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