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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本论文曾在国父纪念馆第五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发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转载）注二〇：中山先生「进化」问题之探讨，请参阅拙著《三一民主义哲学》，中央文物供应社，民国七十年五月廿五日，第202-208页。[1] 为中山先生之演讲稿，收集在《国父全集》第二册，第466-477页。[2] 中正先生的，收集在《蒋总统集》，第1718-1722页。[3] 《国父全集》第二册，第212页。[4] 《国父全集》第二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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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所构成的台湾。台湾的中华民国是 国父孙中山所创造的，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台湾的人民是享受经济自由、生活自由的民主生活。台湾所谓独立，只是心怀民族地域偏见，企图「裂土封王」的一些野心人士的无耻行动。（四）笔者半生从事国外侨务工作，因个人信仰崇拜孔子和孙子（国父）两伟人的学说，故工作开始的时候，便产生一种「侨务文化观」的思想。我认为我国人移殖海外，经济因素是动机，文化因素是动力，有四海一家的广阔文化思想，才有海外到处有华侨的盛况。我国移民有两条广大的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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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政治家，康梁维新运动，揭开中国现代史之新页，则是一显明事实，无可疑也。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推翻五千年君主专制之局，手创共和，建立东亚第一个民主国。其学术背景，上承尧舜禹汤以来数千年的历史道统，外则接受现代科学新思想，融会中西，创建伟大的三民主义学说，民族则恢复固有道德，唤起民族独立自觉心，民权则权能分治，发明五权宪法，民生则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其建国步骤，分三阶段，第一为军政时期，二为训政时期，三为宪政时期，皆革命方略所明白规定，建国计划，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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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同。同时，中山思想是集中外思想之结晶，完全基于道德与知识，确认民生为历史重心，极富前瞻性与可行性，而以实现「大同世界」为终极目标，不仅为我国治国的宝典，亦为世界臻于大同境地的指针。所以中华民国宪法序言中特别说明宪法之制定，系「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及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而我国所订「国家统一纲领」之目标为：「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实即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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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就是来改造不合我们人类生存法则的旧社会；另外建设一个理想新的世界，而能使我们全人类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合■合法合情的生存，这是今天稍有思想的人—除了野心的政治家和帝国主义者，所同具的一个愿望和期待！但是要实现这个愿望和期望，就必须要有一个伟大而切实的政治学说，来作我们共同努力奋鬪的目标。我们环顾现在世界上能为我们全人类担负起这这个伟大而神圣的使命的政治学说：只有 国父孙中山先生手创的三民主义！为什么只有 国父手创的三民主义才能够担负起这个伟大而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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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书中讲中国的道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其实原本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老子」。也许因老子的思想徧重顺其自然，似乎并不很积极有为，不符合当时的革命精神，所以 国父有意将老子除外，不列于中国的道统。而孔子在政治方面，却非常推崇春秋战国时代齐国之相管仲，曾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的政治抱负，也是以管仲为楷模，并常自仿管仲。管仲的政绩，在学校历史课本及一般历史小说都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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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孙中山先生常说，他的政治思想是，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贯的道统而来的。而思想的脉络，就都在四书五经里面，他平生称述不忘的礼运大同篇，是在四书五经中的一部份。二千年来，孔子的学说，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所以儒家书籍，成为家弦户诵的经典。自从西洋文化输入中国，开始有人对孔子学说发生怀疑，这都因为他们对于孔子伟大的思想来作为观深入研究。孔子的人格，可称「万世师表」而无愧，孔子不仅讲道德，说仁义，而且有一套的政治哲学，由个人的格物、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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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鸦片战争」一役，不但打败了我国的军队，而且击败了我民族自信心，从排外，到惧外，到崇外，认为中国要全盘西化，才能走向富强。影响所及，到了民国初年，有些「新学之士」，以为中国落后，是因为中国文字太难写，妨害民智进步。鲁迅更大声疾呼：「汉字不废，中国必亡」的口号。一人发声，众人随音，一时形成一股声音。二、国父对汉字的论述国父孙中山先生，在民国七年出版《孙文学说》一书，「以作文为证」中说到中国文字：「以文字传布流用言，用英文者，未及用中文者之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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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之长，而无欧美之短，可参考拙著「地方自治学」之阐释，故中国地方自治，需要整理硏究，使其自成体系。目前自由中国，地方自治，历史较浅，纵在今日，已在台湾地区建立了地方自治的宏规，形成了民主自由的开放社会，我们仍不敢妄自尊大，可以说仍在学步阶段，惟溯自 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等建国基本方针的著述，相继问世后，我国地方自治，在民主政治制度中，便大放异彩，光芒四射。国父认为地方自治为国之础石，础坚则国固，建国必从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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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八年五月二十日，中山先生在上海发表孙文学说。以后列为建国方略第一项，即所谓心理建设之「知难行易」。当时先生鉴于中国文明之不能进步，及辛亥革命以后扰攘七、八年之久，仍然一事无成，皆由于一般人心理上出了问题。在位者为了眼前利益拥兵自重，各自为政；在野者又无力按照革命蓝图，牺牲奋斗。其症结所在，都是因为中了「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传统流毒。因此，先生主张「革命必先革心」，遂发明「知难行易」学说。先生在自序中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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