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喩今,将二者结合起来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所以,他主张寓褒贬于史,使史书起到「扬善惩恶」的作用。他说:「大奸大恶将何以征创乎?曰:苟其人之行事载之于史,传之于后,使千载而下,人人欲加刃其颈,贱之为禽兽,是亦足矣。」(《破邪论》)第二,正因为他着眼于现实,因而十分重视与现实联系最为密切的现代及当代史的编写。明亡之后,探讨明朝治乱之源成为他毕生的志愿。他说:「国可灭,史不可灭。」(《董公墓志铭》)在跟随鲁王抗清之时,记录了亲身经历的南明史,将其汇编为《行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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