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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撰述者,林文月女士,是「台湾通史」著作者连横(号雅堂,又号剑花,谱名神送)外孙女,其母夏甸为雅堂先生长女,亦即连战先生大姑母。雅堂先生八岁启蒙,幼读诗书,及长读诵论语、孟子、春秋、战国策、礼记、左传等书。弱冠之年,光绪廿年,甲午战争,清师败绩,翌年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澎给日本,规定台湾人民至光绪廿三年可以自由离台。雅堂年十八目睹亡国惨痛,不愿改籍,又遭逢父丧之痛,顿感家园境遇之凄凉,亟力设法归国学习或就业,光绪廿三年,雅堂赴上海、南京,原拟入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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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生活也是蛮有趣的。抗战胜利时,我赋闲在家,有位亲戚奉命接管台北航务管理局,我也跟他去当了十月「专员」,日里办公时间,照例读我的书,但住在公家宿舍,人太嘈难,晚上实在不便读书,只好闲荡,这一段不读书的日子,写来太长,本文要谈的是民国二十一年春季的那段日子,那时我十一岁,跟父母避难在上海。很少人知道我生在浦东,黄浦江对岸即是十里洋场的上海,父母亲皆是苏州人,但我出生的前后那几年,父亲却在浦东工作,住宅虽小,印象中客厅天花板正中那支灯泡很明亮,四、五岁那年返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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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整整七十年前,日军侵华,爆发了八年抗战。该年八一三战役后大上海俱陷敌手,自由天地仅余上海滩一地,所谓上海滩,即黄浦江边英法两租界的外滩,向被称为「十里洋场」是也。当年该地方圆被目为「孤岛」,置身其间,绝难嗅出战火。白人统治阶级高高在上,标榜中立,因此变成了敌我双方正邪斗争的不二场所,但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仍然是舞照跳、马照跑的局面。英租界内有跑马厅,法租界内有跑狗及回力球场,以上三地就是公开合法的赌场,不知挤去多少同胞的血汗钱。赛马到处可见,唯跑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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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一千元致贺。垂暮之年,能偕长女月明、侄女彬莲、外孙女周艳萍三代参加苏杭旅游,观赏名胜古蹟,虽稍增团费负担,但却获得旅游妥善照顾扶持,益增亲情和乐趣,甚感高兴!经照旅游行程表安排,于十月十七日上午十时卅时,从长沙黄花机场乘东方航空公司班机,飞上海虹口机场,下午一时卅分抵达,先至富豪金丰大酒店,迨傍晚与理事长黄耀甫率领的旅游团友们会合,相互招呼寒暄,情谊可贵。四、参观世博如入宝山而空手归十月十八日的上海,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凉爽舒适,大家随着当地导游郑小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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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简称为「沪」,因为吴淞江的下游又称沪江;宁波简称为「甬」,其来由则为自宁波三江口起至鎭海招宝山出海那段江水叫做「甬江」。由之,所谓沪甬轮船,亦就是上海驶宁波的航轮。宁波人谋职发展,多数是在上海市,因而,这条航道往返的旅客及货物,非常繁忙,生意兴隆。当年,航轮往返准时于每天下午四时许,由上海驶往宁波有二艘客轮,同时,在宁波方面,亦在下午四时许,有二艘客轮开往上海,等于是,两方面对开,行程时间是,下午四时许开船,翌晨四时许,双方互达目的地,约是十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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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为通商大埠。中外交通之枢纽、亦为欧美科学文明争奇斗胜之地。余于民六年就读南方大学之时,深感吾国科学敎育之落后,实为积弱之因,而女子敎育尤待开拓。乃于民七年与俞文耀女士共同创办坤范女子中学于梅白格路。嗣南大民十年毕业,考入上海面粉交易所,公余仍在女中执敎不辍。而面粉交易所系沪上闻人王一亭、杜月笙两氏先后担任理事长,汪明甫氏任常务理事、王、杜、汪三氏俱热心公益、经常以交易所盈余若干提作救灾恤贫曁社会慈喜事业之用、余建议创一女子中学以破重男轻女风气,首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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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的晋京,原准备作一次一二十天的短期观光旅行,即须赶囘上海。殊知即此一去,竟就在南京定居久住了下来。事情太过出于意外,値得谈谈。如读者不慊烦琐,话得从头说起。我是个道地松江土著,只以生长在偏僻的泗鎭鄕下,加以从小就去了上海寄读就学,对于家鄕松江,除了泗鎭而外,几乎完全陌生。因此我的鄕土观念,向来就十分淡漠。可是自从民国十六年在松江党部服务了两年多以后,与地方上各界人士,始终相处得融洽无间,而且结识了许多松江朋友,倒也并非全是泛泛之交。其中不少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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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周先生台鉴:在八月一日出版的同鄕月刊内,拜读黄影帆先生的上海大新公司忆旧大文后,本人亦有一点补充。拜读黄先生的大作后,好像本人似已囘到五十年前在上海时的感觉,那时候我住在白克路口人寿里(宁波同鄕会的斜对面),我看着大新公司打桩基起而后大楼落成开幕。大新公司内当时装有自动扶梯,实是新奇玩意,不像现在自动扶梯已普遍化了,可是在五十年前的上海来讲,大槪当时多数的人确是第一次看到。我无事时领着外甥女去大新公司乘自动扶梯,可是现在去过上海的人说该自动扶梯已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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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在这码头上,不知送过多少好友,去香港、去大后方,地方虽然不同,但目的都是一个,那是去参加抗日战争,献身救国行列。在这码头上,不知演出过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些故事,有部份或多或少和笔者有些关系,往事历历如目,记忆犹新,就好像是昨天的事情,如今一一在目前映演,使我百感交集,感慨万分。黄浦江畔,依旧是灯红酒绿,繁华如昔,可是这中间已隐伏着很多危险,当时的十里洋场,已成为匪谍的活动场所,继抗日战争后又一次国家重大危难,像暴风雨一样又侵袭到我们身上。当时,我离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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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事,毅然应命。那知在我那里出出进进的七十多位白面书生,几乎个个都是南蛮鴃舌的福建人,语言上的阻隔,使我伤透脑筯,两次辞职,竟接到陈果天先生的一封亲笔慰勉信,年轻小伙子的我,不免受宠若惊,于是琢磨了半天,直接上书。接着便收到秘书长罗时实佩秋先生(现在台)的电报说陈先生召见。在鎭江过了一宿,第二天(十月六日),带了一位由省党部所派的程宗栋先生一同返苏。在鎭江车站听说上海吃紧,及南京刚刚被炸,遂急急赶上上午十时的快车,沿途警报不绝,终于在无锡车站被炸。幸我适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