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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此疏中,把這樣一個十分複雜而棘手的問題,執簡馭繁地歸納爲:分界、通商與償款三事,再據此權衡利害,確定立場,然後籌謀畫策,發縱指使,仍能中規中矩,不亂步驟。他於光緖六年(一八八〇年)四月十七日,接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密電,告以:『到俄先告以難准之故,如因條約不准不還伊犂,大可允緩,能將崇厚所議,兩作罷論,便可暫作了局,意在歸宿到此,惟勿先露。舊約通商分界,俟後商辦,亦可告知………』。但紀澤對「不還伊犂,大可允緩」的態度,頗持異議。因此,他又奏云:『……...
他又進一步剖析中外當時的情勢說:『上古之世不可知,蓋泰西之輪楫旁午於中華,五千年來未之創局也。天變人事會逢其適,其是非損益輕重本末之別,聖人之所曾言,學者得以比例而平隲之,其食飮衣飾之異,政事言語風俗之不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不及見聞,當時存而不論,後世無所述焉,則不得不就吾之所以通者,擴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則考求各國語言文字,誠亦吾儒之所宜從事,不得以其異而諉之,不得以其難而畏之也。今之學者,不恥不知,顧且爲虛憍誇大之辭,以自文飾,一旦有事,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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