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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坊间有《最后的闺秀》之类的新书，是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的贤内助张充和女士所著。苏州张氏的众千金「三张」充和、允和、兆和等，可谓得人，沈从文、周有光等为「驸马」，堪称佳配良偶，让人看得好生眼热。忽想：昔阳李方桂先生一九四九前山西唯一的「中央硏究院」院士，与民国闻人徐树铮之女徐樱女士不也是这神仙眷侣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徐女士《芳桂与我五十五年》也就是张充和女士题字的，好一笔秀美的小楷。话说一九三〇年胡适过四十岁生日，中央硏究院的同仁以白话诗祝曰：「适之说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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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阳李方桂先生是人人都知道的世界名语言学家，一九六八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自由中国名人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为李先生写的略传占了整整三页（第二册二九五页至二九七页）。但是很少人知道他是山西的世家，昔阳的望族。他的家可以说：从前是进士之家，现在是博士之家。方桂先生的祖父希莲（字亦淸）先生进士出身，曾任九江道，长芦盐运使、陕西皋台（提刑按察司）、山东藩台（布政司），淸史稿循吏传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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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桂夫人徐樱女士；别号明珠，是中国政治舞台上文武全才显赫一时的徐树祯将军的女儿。她不但是李博士的贤内助，而她的文章热情流利，有一种令人百读不厌的感觉，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她笔下的李方桂博士。㈠李方桂博士的家庭八月二十日人生七十古来稀，人生七十才开始，两种口号不管那个有道理，方桂今年的七旬总是个大寿。大女麟德带了女婿同三外孙囘家拜寿，同时抬来一架最新型的IBM打字机，寳剑呈烈士、红粉赠佳人，这是女儿、女婿、儿子、媳妇、小女儿、干女儿、干女婿合资买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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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满国际的语言学专家昔阳李方桂博士，中央硏究院院士，任美国夏威夷大学敎授，已退休。去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组十人访问团，访问中国大陆，邀请李博士参加，适有赴泰考察之行，未允参加。现偕夫人徐樱女士返国，准备整理云贵方言资料。李博士带囘重要书籍两千多册，均为硏究语言学的珍贵参考书籍，已全部捐赠中央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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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方桂先生于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以中风不治，在加州红木城溘然长逝，对我震撼至深。我初识先生，是在一九六〇年七月。那时我初出茅庐，以「资浅代表」的身份，从加州柏莱克到西雅图出席由华盛顿大学主办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李先生夫妇以地主之谊，招待与会的中国代表们晚餐，遂得有机会拜见讨扰。次年六月起，我到华大任敎，成了先生的晚辈同事。我与先生的三位男女公子，又都成为好友，所以对先生及夫人，很自然地尊称为仁伯和伯母。两位长者，一向也都对我亲如家人子弟，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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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淸华大学为纪念国际知名语言学家中央硏究院院士李方桂博士在学术上之贡献，并光大其功效，特办理语言学硏究计画，第一期硏究题目为「兰屿雅美语言调查硏究」，经费已有着落，第二期预定硏究题目为「赛夏语之调查硏究」，自民国七十八年七月至七十九年六月硏究完成，所需经费约计新台币九万元，希望由山西同鄕支援，除已由山西同鄕自由乐捐六万元外，不足之数尙盼热心同鄕继续乐捐。捐款请送交台北市中山堂国民大会李荫圻先生收转。或注明「纪念李方桂博士硏究计画捐款」，以邮政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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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婿李方桂兄过世已四年多了，屡次的显应，我（李夫人徐樱女士自称）现在都记下来。奇怪的是，并非我作梦，而是万里以外的朋友作梦，但与我处的事情脗合，岂非奇怪的事？罗锦堂是夏威夷大学教授，方桂的高足。他还精于佛经，也在夏威夷设坛。对于过去未来，很有其学说。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方桂逝世的头七，罗打电话来说梦见方桂，向他再三致谢，他要问我一个究竟，我说：「我明白了！」方桂得病，锦堂教方桂念经，女儿林德说父亲说话不太淸楚，锦堂说可以写阿弥陀佛四字，让他看看，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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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义妹鉴先夫李方桂以八旬高龄施心脏手术后，五年生活日在竞竞战中。但也从未间断打牌、度曲、旅游、写作、开会、演讲一切活动。最堪告慰者是他的末项遗著「古代西藏碑文硏究」于病中收到。他看后至为欣喜，顾盼自豪，指告往来朋友以及医护人员等。七月六、七两日上海昆剧团来旧金山表演，曲友云集，下午在舍欢聚。方桂唱曲吹笛比往日犹佳。六日晩观剧如常。午夜进小食后，语言略显模糊。林德和我十分震惊，拟明日需就医。到晨三四时之间，方桂卧牀四肢忽然颤抖、口吐白涎，即驰凯沙医院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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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長途電話的彼端傳來師母斷續嗚咽的語聲，我立刻意識到最壞的消息來了，果然李先生已經走了！傷痛忽然湧起，久久說不出話來，我又能說什麽話給師母一點安慰呢？幽明永隔，相逢無日，這人間愚聖難逃的千年長恨，誰有囘天之力？可憐我去歲喪父，今年又遭此大悲，明明在理智上有淸楚的了解，但在感情上仍然無法壓抑，熱淚長流，痛哭失聲，嗚呼我師，我正在趕辦護照，爲何您不肯等我再見最後一面？我七月初休假來港，不久就聽說先生輕度中風，立刻去電詢問，師母說危險期已過，正在復健之中，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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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大学校长任上。但其本职仍是史语所的所长，台大校长只是其兼职。史语所自建所以来，秉承院长蔡元培及总干事杨铨的指示，坚持两大信条——重视硏究所的硏究成绩，及严格要求所中人员不得在外兼职。这两大信条，前者迄今犹始终秉持，后者则因抗战发生后情势剧变，先后因陈寅恪、李方桂二人兼任燕大敎授而打破，遂不能始终信守。最后甚至连傅所长自己都兼上了台大校长。史语所硏究人员在外兼职，其始作俑者竟然是历史学和语言学的两大宗师陈寅恪与李方桂，这件事听来颇觉新奇，其中甘苦，尤非外人所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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