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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朱理學被尊爲官方正統學問、四書文作爲考試內容數百年的情況下，秦篤輝能夠系統地批判理學、討伐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其勇氣和識見均可謂不同尋常。尤該指出的兩點是，秦氏並不是簡單地以心學反理學，亦不是籠統地以經學反理學，這裡再稍作申論。秦氏雖然尊崇陸王，曾說「朱元晦之學似實而虛，陸象山之學似虛而實，……陽明起而知行合一」，前引「陽明之良知正明體達用之根源也，陽明死明無通儒」之類的話，但他也肯定過程頤，稱「世人以程朱幷稱，其實程優於朱遠甚。……（程氏）確有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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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批判理學的秦篤輝秦篤輝字楡村，號重甫，漢川人，生卒年約與李道平相近，歲貢生，曾肄業於江漢書院，極受山長陳詩器重。讀書多有自得，治經兼取漢宋，爲文出入漢唐，詩作則規撫唐人並延及宋元，兼擅書畫醫藥。著作曾集爲《墨緣堂集》三十二種，其中《易象通義》、《讀易類記》、《經學質疑錄》、《讀書比事》、《讀史剩言》、《警書》、《平書》、《楡樓詩話》、《詩家隅見》、《楚詩心賞集》及《文鈔》、《詩鈔》等，均爲作者本人及其後裔所重視。但經過道光己酉年（一八四九）的洪災，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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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国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硏究所教授，一九四五年生于武汉市的罗福惠先生，新著「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一书，由武汉出版社出版，都八十余万言。内容自淸顺治年代起，至民国初年止，历三百年中，湖北籍的政界、学界、艺术界，凡涉及文化层面的名人，早期的包括熊赐履、刘子壮、陈沆、熊伯龙……近代的，包括黄侃、熊十力、李四光等……近五十人的学术思想及著述，文化理念及事功，以及诗文小品与戏剧艺术，分别加以评介，其蒐集资料的广泛，分析事理的周详，均有独到之处，尤其罗教授，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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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熊氏的這番話，如果從策略的意義上理解，認爲「君子」不應太過激太張揚，並要警惕附合、吹捧者的適得其反的作用，則未嘗不無道理。但如果以爲「正」、「邪」原可相安共處，或者竟是「君子」把「小人」逼得無地容身，從而發生黨禍，則顯然是顚倒了是非。熊氏在當時的情況下，諄諄強調「當今泰運方亨，宇內儒者之盛，蒸蒸蔚起」，「願吾黨有志之士以默識爲眞修，以篤行爲至教，勿口舌軋擊以矜能，勿意見紛拏以長傲，尊賢容眾，嘉善矜愚，偕遊於大道爲公之世，絕無所爲怙己凌人之幣，開當世以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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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杜浚和其他隱逸詩人與顧景星同時，在文學界上層影響更大一些，寫詩更謹愼和講求形式一些的，是長期寄寓南京的杜浚。㈠杜浚的生平與性格杜浚（一六一一-一六八七）字于皇，號茶村，黃岡人。靑少年時期在家鄕攻讀經史。二十四歲時就居南京，得結交茅元儀、方密之、吳偉業及方苞父子。三十二歲時爲副貢生，同年游北京，曾作《竹枝詞》云：「日出天街十丈紅，長安城似不關風。呵藤騎馬紛如織，大抵榮華若夢中。」①對統治階級的驕奢腐敗深有感觸。兩年後明朝滅亡，杜氏從此屛絕科第，刻意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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淸代中期的湖北文化本书所说的淸代中期，是指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即一七三六——一八六〇年这一百二十余年时间。本来道光十九年（一八四〇年）发生了中英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时期，但由于湖北地处中心腹地，感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较迟，社会转型、人们的思想观念乃至学术文化上的变化，较之东南沿海地区，至少要晚二十年左右。即迟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汉口开埠和洋务运动揭开了序幕，湖北士人才逐渐感受到民族危机和中西文化的冲突。乾隆时期，就全国总的情况而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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晩近詩人中，堪稱”瑜亮“者，一爲鄂渚樊樊山，一爲龍陽易實甫。樊山原名增祥，號雲門，平生名號甚多，祖籍湖北恩施城梓潼街，生於道光二十六年，光緒丁丑年進士，初署渭南知縣，歷官陝西、江西布政史，護理兩江總督，位極封疆大吏。早年師事張之洞、李慈銘，受灸甚多，學養厚植，詩承晩唐”香奩體“余緒，世人謔稱”樊美人“，與”易神童“（易順鼎，天生奇慧，五歲能詩）爲一”妙對“。平生著述宏富，詩詞成就最大，成爲與王湘綺、朱強村、陳石遺、況蕙風、易順鼎比肩的詩詞大家。治詩之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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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仅因外部势力的入侵，因为中国地广人众，如果政治清明、治理得法，国家富强，外患是足以抵御的。然而中国自宋代以来，就缺乏举国一致的思想和精神，每逢与外部发生冲突，即有主和主战之分，意见不一，行动分歧。「国家大患，莫患于阃外主战而政府主和。其始也各争意见，将相水火；其终也是非顚倒，功罪混淆。政令不行，赏罚不明，而国事遂不可问。[2]这就是历史上中国与外部冲突时的一般情形，甘氏所论槪括得极为准确。内政上的情况也乏善可陈，在绝大多数时候，「为国者自贤其所为，则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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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廷杰的思想變化曹廷杰的思想變化，一是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以後，對挽救中國民族危機的主要途徑有些前後不同；一是在辛亥前後對淸王朝的態度有明顯轉變，這是値得提出討論的兩個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在八十年代曹氏撰寫上述三書和向慶親王奕劻書呈建議時，他均曾明確提出，「圖門江口地屬要害，宜據約劃歸中國」，即認爲中國應該通過談判把「順綏芬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門江口」的土地，從俄國占領下收回；同時對高麗（朝鮮）「宜加意保護」；甚至認爲「俄夷東海濱省地，布置尙未盡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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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批评官吏不思振作，互相敷衍迁就。他说，「吏治之所以日益刓敝者，在于上下之皆不能举其职。牧令痿痺于下，台司道府扶护于上，而百事坠坏矣。」[1]对此，樊增祥曾设喩鼓励下属克服困难，振作精神办出实绩。他称「作官与治家等耳。一家之中，以贫悴之故，遂一切无心整理，一任儿女啼号、门户凋落而不顾，识者知此家必不复兴矣。一邑之长，……一任百姓顚连、庶事废弛而不顾，识者知其官运之不长矣。眞能手、眞志士，虽穷益壮，无资而豪。」[2]但无论他怎样激励或示警，他也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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