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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流亡、离乡背景、亲人远离，自己照顾自己，特别容易早熟。「在七七事变后，又是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剧变，而金生的恋人陶美弟得了恶性疟疾，弥留之际，与金生见了最后一面，活了十九岁的金生，从来没有亲过谁，金生结果只用嘴碰碰陶美弟的额头和面颊。——到了重庆，经历过大空袭，满街都是弹片硫磺，人腿挂在电线上，住屋里没有一个地方不进灰，连抽屉里都是一层灰，碗柜里的盘子碗，破碎的不成样子。——」这是陈鹤龄写的东北籍教授赵淑敏的小说「松花江的浪」的介绍文。写抗战时期学生流亡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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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第二期文獻中，刋載「蔣故總統與山東」之照片、墨寶，甚具歷史意義。惟曾見及，北伐發生「五三慘案」時，蔣公駐節黨家莊（？）車站，亦曾撮影留念，如再能蒐求補入，則更完備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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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发给一个职员待遇。并将原警卫营警卫室所用小屋，供我们三人使用。自此脱离睡地舖喂跳蚤的痛苦日子，三人合作，工作轻松。相处感情融洽，结为金兰之交。惜二次流亡时，在杭州一别，音讯断绝，不知盟友近况，徒增思念之情。是年寒假，濮县流亡阜阳各院校学生，成立同鄕会，在政治学院同鄕主导下，推选张功元（继孟）与我担任代表，回县申请救济。返抵菏泽，适値共军渡河（黄）南进，濮县首当其冲，守军溃败。县府损失惨重。正处艰困时期，自顾不暇，无力筹款接济流亡子弟。当时菏泽地区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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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的山东流亡学校有济南一二三四联中，烟台联中，昌潍临中等。约有学生八千余人，大家争相南移，吾校虽处湘南，但因湖南政局不稳，也连夜由郴县北方的栖枫渡车站搭车，撤退至广州。这是中国南方最后一个大都市了。没想到，号称有三百万装备精良的国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竟被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所打垮。眞是不可思议。被迫参军，血流马公大院到广州后因兵荒马乱，住处难觅，我校不得已只有住在中山堂的走廊上，白天风吹日晒，遇到下雨天，更是苦不堪言。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事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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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不通，有如置身异域。江南景色与北方不同，虽在隆冬，仍是靑山绿野，淸凉如秋，偶而下起雪来，也是落地即溶，不成气候；给我们这些衣履单薄的流亡学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二临师也是接收敌伪时期旧有的校舍，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惟因学生人数不多，还算宽敞。宿舍就在校内，两层楼房，我们住在楼上，没有皖北的湿气。每人舖边都自己装设了一盏电灯，电线密如蛛网，终日穿梭其间，实在危险。一天晚上，南北两派学生发生了冲突，有人故意把电源切断，顿时漆黑一片，紧张万分。每天放学以后，无处可以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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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实发挥了孔圣敎育之眞精神。领导者虽多已作古。而其遗风，将永垂千古而不朽。故受惠诸生飮水思源，感怀师恩，在山东文献上屡为文敬致感戴怀念之忱，自是理所当然者。不过另一批山东流亡学生惨痛的事蹟，却独未见有人提起过，总觉有些遗憾。虽然张兴峻同学曾写过一篇短文在山东文献上发表，也只是流亡途中经过的略述而已，至于在校中受敎的经过，则无一字着墨，总觉美中不足。可能有人认为这一批流亡学生虽亦具流亡之名，实为最幸运的一群；因为有固定的校址而未受流浪各地选校址之苦；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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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苏佩言先生，原名秉萱，后以字行，民前五年生于滋阳。曾任滋阳县议员、敎育科长、省敎育厅视察，卅七年秋，奉派办理山东各校流亡学生之收容安置工作，贡献至钜。来台后，主持高雄市政府职业介绍所，同乡同学蒙受其惠者甚众。退休后，浸淫诗书，自得其乐。本文以其亲身经历，敍述详实，对流亡学生所历之艰险，可窥知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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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便与陶相关联著。陶是中华古文化的襁褓，陶又是一宗纵贯古今的璀灿民族艺术。在科学发展的新代里，陶业定有光明的前景，为祖国创业，为人类造福。陶的坚硬、陶的质朴、陶的品格（可用于贵亦可用于贱）、陶的灿烂，是一章光芒不熄的民族文化和文明的诗篇。艰难日月流亡学生并不都是些不安份，总喜欢在社会上寻衅闹事之辈，绝大多数的人是为了读书为了前途的莘莘学子。就说我们海岱二分校的学生们，大多生长于中上之家，家教祖风与社会阶层的文化勋陶，表现出好的教养与品德；又由于年龄尙小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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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开本 平装 三百八十页 定价每本三〇〇元民国八十七年十月初版本书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作者陈芸娟，系前国立济南第一联合中学陈永昌先生掌上明珠，身为山东流亡学生的后代，从事此项研究，有许多别人所没有的便利；而指导教授吕实强先生，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当年也是山东流亡学生。因此，对吾鲁同乡来说，这本论著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读来也特别有亲切感。王志信、陶英惠合编的《山东流亡学校史》，自民国八十五年六月由本社出版后，不久即销售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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