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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息」之外,又不惜冒着暑热,远从新店到台北来,为的是要让我这个流浪四十年的于潜女儿,见一见从未碰见的于潜鄕亲。在未见余烈先生之前,我曾在书信中倾吐我的疑虑:㈠是我的身份证已被改为夫籍—江西武宁。㈡但是我祖籍浙江嵊县,七岁随父迁居于潜横塘,我虽心心念念都在怀念横塘故里,但眞正的于潜人是否会接纳我这个不「纯」的同鄕人呢?余先生没有正面囘答我的问题,只说「见面之后,将会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果然,那一天的餐叙,眞是我生平第一快事,首先是因为余先生是一位谈笑风生的长者
「报效桑梓,别无他图。」而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于潜县志重编的意愿,萌芽于「民国二十六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前」(见余氏「于潜县志序稿」首段),此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尤値得后生辈无尽的钦仰与效法。于潜前县长沈时可先生在县志序文中曾赞誉此一盛事为:「本非常之心,成非常之事。」可谓极为中肯的评论,而沈序最后有言:「时可不文,殊愧寸楮芜草,实不足以美巨构之流芳,并彰先生志节于万一。」这一段话,无异亦是笔者行文时之心情写照。在此三民主义统一中华的潮流中,敬祝余烈先生福躬康泰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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