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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康有为遗像)一九一一年(辛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革命成功。清亡后,各省纷纷独立,十一月,各省民军代表在南京选举,公推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但北方军权由袁世凯控制,孙中山无奈,权让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任总统后,邀远在日本之康有为及梁启超等返国,共商天下大事。梁启超终于民国元年九月应约返国,而康有为则坚持其君主立宪之主张,却袁所请。然民国二年冬月,袁世凯屡电邀康有为出山,请其主持名教,前后共三电,均为康有为覆电却之,可见康坚持
袁世凯对淸廷和革命党两面讹诈孙在卸任后,对袁的信任也有增无已。四月二十七日,他在广东对记者们称赞「继任总统袁君,其人甚欲建大功于民国,服从舆论,绝无自私自利之心」(注三〇)。八月十八日,孙应袁之邀,在上海登船北上,行前对劝阻他的人说,「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注三一)在京与袁会谈后,孙又于八月二十八日公开表示:「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注三二)。同日,在袁世凯的宴席上说:「今袁总统富于政治经验,担任
折衷樽俎」,是犯了舍本逐末、舍近求远的错误。混入革命队伍的旧官僚和立宪派正在假借革命的名义,一步步地对革命领导权和政权进行篡夺,并从暗中到公开地与反革命势力的新代表袁世凯勾结,开始了旨在断送革命的和平谈判。」(注二)经过多年的思考,现在仍保留这一看法。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就在从武昌起义到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九十一天内,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革命力量继续发展,革命的英雄城武昌经过浴血奋战,终于顶住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清军的巨大
的首都。全国人民,气焰万丈,到处一片喊杀声:「杀鞑子」,但革命军当局,禁止了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革命的怒潮,继续向北推进,北京政府,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宣布将六岁的「宣统皇帝」退位,改由摄政王代理朝政,并应允成立「君主立宪政府」。但因革命军声势浩大,满淸大惧,可是在此危急的情况下,朝廷之内,竟找不到一个可以充当元帅的人,带兵去和革命军打仗。找来找去,只有一个人可以当得起,那就是袁世凯。因此,摄政王便派钦差大臣去召袁世凯出来。袁在一九〇八年离了官不做,回到了河南
同时也将整个山东半岛包括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例如德国有权在其丰富的矿场内建设铁路。如果日本能够善为经营,则将获得额外的巨大利益。日本当局,正准备如此做,以便能够好好经营一番。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晚上,日本驻中国大使手持反对国际条约的议订书和日本对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无理的苛刻条件,亲自面交北京的袁世凯总统。这是日本对中国做出了震动全世界和世人闻所未闻的野蛮事件,使得中国大吃一惊!因为当时的日本,以其武力的优势和贪得无厌的掠夺野心,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无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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