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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字的口号，最足以团结人心，而且涵义也很深，数百年民族世仇，就是排满，数千年专制推翻而成共和政体就是革命。革命排满的思想，因口号而深入人心，又有严密组织，各标营都奉有行动的命令，只等时间，发枪擧火，依照命令行事。可见武昌起义成功，不仅不是仓猝，更非偶然。白布畅销辛亥革命时，鄕民不大明了，知识分子便对鄕民讲说革命是拿囘祖宗之物，不是造反，大家不但不要怕，而且应该帮助。鄕下人听了都捐出工钱以助革命军饷。在上海，商店伙计每日争买报纸，买不到的，便几人一张，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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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先生爲廣東臺山縣人，父與兄及弟均爲美國華僑，戊戌年赴美，追隨 國父奔走革命，曾充三藩巿少年周刋及少年中國晨報通訊記者，常著文鼓吹革命。民前三年十月由 國父介紹在美芝加哥加入同盟會，並任會長。民元年元月回國任臨時大總統府秘書兼美洲華僑飛機隊助理，蒙臨時大總統頒旌義狀一紙，隨自參加討袁諸役。民十年十月隨同 國父出發桂林，十一年奉 國父命留守後方代理桂全軍路局局長，民廿二年進中國民黨黨史會，任職纂修迄今已三十年矣，自三十八年來臺定居臺中，五十九年在中逝世享壽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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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最伟大的精神表现，和他的人格最富吸引力的地方，是他的「大公无私」。他生平最欢喜替人写「天下为公」四字。有时还把礼运大同篇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整段文字写出来。宋儒张横渠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可描述 国父的涵盖宇宙大气的磅礡人格气象。武昌起义后，各省次第独立，各省代表在沪上会议组织革命政府， 国父自巴黎致电民军政府，电文中有下面这样的话：「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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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一年（辛亥岁）的十月十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是武昌起义，推翻满淸专制政体的伟大日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在起义成功之前，有些极有意义的趣闻，恐怕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要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金钱和武力两方面，可以说是主要的条件。我们知道，当时统筹大局和策动革命工作的两大开国元勋，就是 国父孙中山先生和黄克强（兴）先生。国父在美洲，奔走各地，向华侨募集款项；克强先生在香港，负责国内外的联络工作，并且派谭人凤等分赴上海、汉口等地传达命令。虽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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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取消。换言之，孙可以自由进出任何英属殖民地，英国政府也同意了孙原先的要求，不贷款给满淸政府，并同意说服日本，不要再支持满淸政府。但国际银行财团，尙未允许贷款给孙逸仙，因为这个财团对各项投资方面的贷款，都抱着十分谨愼的态度。但这个财团对孙保证，一旦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组成之后，贷款的谈判，将会立即展开。武昌起义成功后，孙首先拍了一个电报给他的参谋长荷蒙李（Homer Ies），要他到伦敦与孙相会。当时荷蒙李和他的妻子，正在德国，因为荷蒙李的肾脏病情恶化，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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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孙中山先生与武昌起义扯不上关系，理由是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那天，武昌起义，一擧功成。当时中山先生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旅途中。次日（美国时间：十月十二日）他在旅馆里吃早餐，偶尔翻阅报纸，才知道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这是事实。然而，如果单凭这件事就判断武昌起义跟中山先生没有关系，那祗能说是皮表之见，并未做全般性的观察，切入问题的核心。诚然，辛亥年的武昌起义原系「偶发事件」比革命党人预定大擧的时间至少提前了两年。连中山先生都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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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强与张竹君辛亥武昌起义，原定十月七日发难的；因淸廷当局，防范甚严，革命军不能有所行动，不得已乃改在九日起事。谁知九日那天，革命党秘密机关被淸吏破获，乃不得不改在十月十日仓促起义。所以在起义之初，党中重要首脑，皆不在场，弄得羣龙无首，困难重重。后来，才有人想到新军协统黎元洪来。但当革命党人走到黎之寓所去请他时，黎早已避到一位属员的家里去了。终于给革命党人寻着，大家逼他出任都督，否则枪毙。黎不得已，乃勉强答应，军心始得安定。黎以后一帆风顺，做到总统，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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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双十武昌起义成功，不久各省光复，于元年元旦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迄今已经七一年，当年经过，史书已有记载，现在只记一些琐事，以见一斑。响应革命双十之夜革命军占领武昌之后，淸吏瑞澂、张彪等狼狈而逃，淸军无主，革命军遂收复汉口、汉阳，后来淸廷派廕昌率军反攻，革命军以众寡不敌，而且隔了一条长江，补给困难，便退出了汉口、汉阳。淸军占领汉口，迁怒百姓，大事焚掠，大火不熄，冲要繁华之境，化为革命之热烈观之，则又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事蹟。淸军反正当时汉口租界人士，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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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末造，革命黨人歷艱難險巇，以堅毅不撓之精神，與民賊相搏，躓踣者屢，死事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為最，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横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顧自民國肇造，變亂紛乘，黃花岡上一坏土，猶湮沒於荒煙蔓草間，延至七年，始有墓碣之建脩，十年始有事略之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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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前一年八月十九日（即国历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发难后，当时年方廿七的马超俊先生正在广州，即接获革命军总司令黄克强的密电，邀集各路革命党人驰援武昌。马超俊先生遂由广州赶赴香港，发动海外归国侨工及外国商船上海员同志参加支援的行列。未及半旬，即有凌定邦等七十多人参加，同时各自醵资购置短枪械具，于九月九日首航赴沪。到了上海之后又邀约华侨海员马伯麟、马福麟等廿余人参加，于是便组织一支「广东华侨敢死队」，并公推马先生为队长。沿途一切开支均由各人自行负担。九月廿日由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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