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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擔負了直接的政治領導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這期間發生了南昌暴動。當時,我的領導在方式上同獨秀時代不同了,獨秀是事無大小都參加主持的,我却因爲對組織尤其軍事非常不明瞭也毫無興趣,所以只發表一般的政治主張,其餘調遣人員,和實行的具體計劃等,就完全聽組織部軍事部去辦,那時就感覺到空談無聊,但是,轉念要退出領導地位,又覺得好像是拆臺,這樣,勉强着自己度過了這一時期。一九二八年六月間共產黨開第六次大會的時候,許多同志反對我,也有許多同志贊...
但是以我個人而論,在那時候,我的觀點之中不僅有過分估量革命形勢的發展以致助長盲動主義的錯誤。對於中國農民的分析,認爲富農還在革命戰線之內,認爲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動的勝利等觀念,也已經潛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過,同志們都沒有發覺這些觀點的嚴重錯誤,還沒有指出來,我自己當然更不會知道這些是錯誤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討論農民問題的時候,才開始暴露我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不幸得很,當時沒有更深刻更無情的發揚。……此後,就來了立三路線的問題了。一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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