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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沧波先生以梓行之文存见贻,嘱为小评,盥诵之余,谨缀数语于其篇末:沧波弱冠留学英国,博览群籍,于不列顚政制人物,所知既广,其所论述,遂极渊博之致。余少时受业于美文史学者甘柏登夫人Mrs.Kempton,习英国文学,对英文坛巨子乔叟、莎翁、拜伦、雪勒等,固略知一二,壮岁薄游英伦,亦曾考察其典章文物,惟对英国之民族性,深觉其阴晦一如天候,令人烦厌;而二次大战前后,张伯伦慕尼黑屈辱之旅与罗素赤化较死为佳之说,尤掩耳不欲一听。犹忆中英断交,郑天锡大使悲愤指斥
世界各民族,皆有其特具的民族性,民族性优良者,其生存良好,民族性低劣者,其生存多艰。我中华之民族性为何?简而言之,即为传统的「仁爱」天性,也就是历久弥新的「人文文化」精神。我们立国亘五千年,所以能在大地上饱经磨洗、涵容而成长,终于成为泱泱大邦者,皆因人与人间,持有「仁爱」的美德,爱己爱人,尙和平,重伦理,由亲亲的爱,推及于宗族的爱,自宗族的爱,扩广为国家民族的爱,强固团结,散放光芒,产生了尊卑长幼,慈下敬上,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这种优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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