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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加年幼，日寇不得已将她释放。她告诉我们，有一孝友中学同学汪兆昆，因参加抗日活动，日本宪兵队也将他逮捕，后来将他装在麻袋内，丢进长江，不幸牺牲。据说像他这样牺牲的爱国青年，不计其数，日寇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由于汪峻方并无口供，我和李牧子等幸未被牵连。后为生活计遂在一九三八年秋，到常熟石梅小学当教师，李牧子在大东门开办开智小学。我在石梅小学工作半年，为了不愿在沦陷区生活，又想继续读大学，到当时的孤岛上海（因当时上海有外国租界，未被日寇侵占，故有孤岛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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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年代初期，汪記政權統治山東，制作山東省省歌一首。這首五十年前的省歌，就是在當時的中學和高小裏，所普遍教唱的名曲；筆者尾隨哼唱，也大受感動。原作詞曲優美，但究係何人之作，則無從查考。今參據莊惠鼎兄所記憶之詞，蔡敬儀兄與胞兄煥文所記憶之曲，不作删改，校訂還原。如大致不差，並得以留傳，應能吿慰原作者，及增進對汪政權之瞭解。至於鄕親好友懷舊，因而一譜在手，方便指唱，尤所企盼。山東省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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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我〉是明显易辨的，倒是判〈忠〉〈奸〉比较复杂麻烦，且有许多可争议的空间，这是因大家对〈抗战文学〉的定义不同与事实真相不明的原故。譬如徐訏对沦陷区的文学活动「无知」，因而认定它是一页空白。当葛浩文前往东北研究〈满洲国〉文学时，一位大陆来美的访问学者，竟以「啊，汉奸文学！」五个字表示不屑，则是「偏见」。刘心皇于台湾出版的〈抗战沦陷区文学史〉中，对〈落水作家——即投降敌人依附汉奸政权的作家〉，有如此的厘定：（1）曾经担任敌人及汉奸政权的职务者；（2）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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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乘英商太古轮船到上海租界内沪管局暂住。过唐家闸时余将随身携带之邮票、汇兑印纸以及一部分现金交与唐家闸局减轻余之责任。到沪后，苏州、无锡、武进各局大批人马已先在，不久又各囘原地沦陷区复邮。留沪者尙有江阴等三十三局，而余又为各局长中资级较深者，沪管局以余为三十三局之代表，遇事与余一人接洽，不分别以各局为对象而由余转达。余义不容辞，但麻烦又来了。沪管局业务忙时，常嘱余于三十三局中抽派何种阶级之人员若干人前去襄助。余与大家商量，无一人愿往。余谓：「我等淸闲在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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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在山西自源頭南流，於侯馬西折，至萬榮入黃河，這裏形成一個三角地帶，名曰汾南地區，戰略位置重要，物產豐饒，向爲兵家必爭之地。日軍侵華時，一九三八年初，先侵佔中條山以北地區，一九四一年中條山戰役後，日軍又佔據芮城、平陸、垣曲、夏縣等地區。日軍只能佔據縣城和幾個重要鄕鎭，而廣大的面積仍在我抗日部隊和地方政府手中。日軍初佔時，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企圖以武力三個月亡中國，但因我全國全民長期持久抗戰，他無法達到速戰速決的妄想，在汾南推行消滅我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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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东敎育厅在敌伪区实施特殊义务敎育，一方面是使那裏的学龄儿童能够接受国家正式敎育——义务敎育；另方面是在敌伪敎育圈内，打开一个天窗，让心在国家，关心抗战形势而无法知道眞像的中小学校敎师，听到同盟国家和轴心国家有关战争的优劣形势，国内战场敌我力量的消长，大后方尤其重庆无畏于敌机的骚扰，省境内抗战政务的设施与省会区的壮大之各种消息，最重要者是让他们知道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最后胜利的信心，与其感怀沦陷区人民生活的德意。藉以激励敌伪区的人心，发生将敌伪区人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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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八年抗战，笔者在沦陷区（包括国军游击区）生活长达六年之久；对日寇欺凌、压榨中国老百姓手段之残暴、恶毒之罪行，罄竹难书。眞是人神共愤，世人尽知，识者屡有论述，在此不予赘书。仅将日寇在我沦陷区压榨中国老百姓金钱的两种手段分述于后，藉资提供新生代靑少年—国家未来主人翁—参考，以提高其民族意识，激发渠等之爱国心，精诚团结，发奋图强，发扬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历史。其一：实施旧币换新币日寇侵华，吾邑—临沂县—于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即沦于敌手；惟当时敌人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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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育为一切建设之基础，……敎育为推进政治之工具，而政治又为实施敎育的力量」[1]，抗战期间，日伪在大力进行军事扫荡、武力鎭压的同时，在山东沦陷区积极推行奴化敎育，掀开了山东敎育最黑暗的一页。一、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教育宗旨一九三八年由日伪操纵成立的省立日语专科学校宣称「以造就中小学日语师资及沟通中日文化之人才为宗旨」[2]。「东亚精神」开始纳入敎育宗旨。一九四一年，伪山东省公署敎育厅宣布实施以「亲仁善邻，共存共荣」为目的，「特别注意精神训练及思想倡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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