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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進入山東境，蔣總司令手令各軍進攻泰安之軍閥。）（注：蔣總司令揮師北伐時，在魯南滕縣車站留影。）（注：北伐軍克復山東後，蔣總司令手令取消張宗昌所訂之苛捐雜税。）（注：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主席親赴濟南巡察，臨行在濟南西郊辛莊飛機場接受山東三千八百萬民衆代表獻旗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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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国父孙中山先生，以淸政腐败，民不聊生，乃倡导国民革命，号召海内外有志之士，冒万死之险，卒能推翻满淸，建立中华民国，并承各省代表之推举，出任建国初期之大总统。国父除躬亲领导革命工作外，并口述三民主义，手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其对国家之丰功伟绩，历志史乘，毋待赘述。惟其生前手书之建国大纲，计共三份：其中一份，交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收存，一份交与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收存，另一份交由其哲嗣孙科先生收存。据闻：由中央党部收存之一份，早已遗失，至今无漫查究。年前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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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昌衡先生，辛亥革命時四川都督，文武兼資，著作甚富，，有止園叢書印行。此詩為尹先生所作，書成於民國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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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余有華南之遊，應南京中央日報約，以特約記者名義，撰遊記五十篇，在該報刊載。刊畢由上海光明書局彙印發行。此詩為曾先生撰書，刊於本書首頁。六十五年六月周開慶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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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曾国藩遗像史学家简又文氏所藏）先曾祖文正公曁先祖惠敏公手书日记原本，除两公生时，因大局多故，不免偶尔损失外，均先后收存于原籍荷塘鄕富圫之八本堂新宅（又称富厚堂，以别于其旧址）。民国二十六年，日本军阀肇衅。明年，湘省局势渐紧，羣舍下议避地，约农于文夕大火前一日，始获自富托首途，遄往桂林，转赴南寗。既不得直达香港，乃迂道出鎭南关，而达河内。二十八年，始抵香港。此各原本日记，曁近支先辈其他手泽，幸均予携行。三十年，港九沦敌。祗得与家姊宝荪等变姓名，蛰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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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桃花源记》自然就联想到东晋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陶公的诗作和散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要说陶公的书法，特别是能看到陶公眞迹的人，可能就为数不多了。可是山西沁县城内却有陶公的亲笔手书的《拟古杂诗》十二首，共八百一十个字，同时可以看到唐朝武则天的题跋，并盖有她的印玺。其外，还可以看到沈约、狄仁杰的题字，常熟钱谦益观后加盖的「虞山老樵」印章。清朝乾隆六年，沁州人张孝桯任监察御史巡视江南时，欣得陶公手书其所赋《拟古杂诗》十二首，见其「古劲流畅，墨迹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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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尝。为何蒋公喜此联语，因为国父曾手书这幅对联，赠送蒋公，蒋公视为无上光荣，也时常谈到国父对他赠联的意义。国父亲书这幅对联赠送蒋公的确切年月不详，但确知系在陈炯明叛变，蒋公赶赴登舰护卫国父之后的事（一九二二年），此联真迹现被珍藏于台北国军历史文物馆。（注：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横幅，李海天先生典藏。）（注：孙中山书赠黄兴的对联）（注：「此语原是国父孙中山先生于1923年11月为《国民党周刊》出版题词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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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广东文献第二十四卷第四期所发表之『国父手书建国大纲三份中失去一份之悬疑』一文中，会提及『国父手书之建国大纲，计共三份。其中一份，交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收存，一份交由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收存，一份交由其哲嗣孙科先生收存」。而宋子武先生于广东文献第二十五卷第一期发表之『谈 国父手书建国大纲』一文中，则认为『国父手书之建国大纲，应是两份，而非三份」。究竟是两份呢，抑或是三份？距今历史不远，尙发生如此的疑问，自应及早辨明，以免后人之以讹传讹。首先，我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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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此本近年塩市提供稿，原件「一九四一」为「中华民国」四字，总理遗嘱四字无引号，末有「此令」二字。毛泽东手书，放大悬于今塩市泰山庙「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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