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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有传记文 学之兴起，国外著名图书馆并有「口述历史」的保存，使后人可得参考之助，诚属可喜的现象。惟所有传记，因追忆往事，难免有人、时的误缠，尤其做主管者，或现在仍有佐理的祕书之类，若仅撮其概要，交彼整理，则往往夸大其主管之杰出，更欲「推倒」前贤，使其主管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崇高，此与文献依朱注「文，典籍也；献，贤也」的人文典籍不无悖背。虽然「尽信书，不如无书，」古已有之，然文献会之正当使命，即要求「正确的史实，」遇有事实相背的记载，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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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雨飘摇、社会噤若寒蝉的戒严年代，因余纪忠先生相挺而得以在台湾焚烧「野火」的龙应台，以「中华民国文化最后一人」形容她心目中永远的报人—余纪忠先生。今年以来，龙应台悄悄为余先生进行口述历史记录，想起余先生在入院前的极端痛苦，还写信对于口述历史无法继续袍疚，龙应台在人声杂沓的议场上仍不禁红了眼眶。与余先生相识十几年、维持着鱼雁往返的忘年之交，龙应台对于余先生的辞世，以「感情世界突然失去一大块」形容她的心情，八日中午最后一次赶往荣总见余先生，在病床边呆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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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台湾大学校史馆，为蒐集校史资料，于二〇〇九年五月七曰由该馆张安明女士、王慧媛女士偕同历史系刘柏沅同学，访问曾任早期学生代联会主席的李德进学长，访谈重点是一九四八年九月至一九五二年六月这段时间的「台大生活」，访谈后随由三人加以整理完成了这篇「口述历史」。本刊遵从约定，全部依照原稿刊登，未作任何增删变动，特此说明并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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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五軍是抗戰時新成立的機械化部隊，在黃埔幹部的嚴管勤訓之下，成為一支堅強的勁旅，並為國軍奠立了機械化部隊的典範。二、杜聿明、邱清泉、戴安瀾、廖耀湘等智勇雙全，能征慣戰，領導第五軍縱橫沙場，立下輝煌戰功。三、桂南、緬北等役，目睹日軍殘暴與毒惡罪行，告誡子孫應慎防日軍軍國主義之復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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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文献的历史「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文」是典籍，「献」是访问耆旧贤才，两者的涵意很容易明白。访问耆旧贤才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西方史家常以为口述历史是西方发明的，但是从论语这段记载，我们知道，中国在三千年前已经采行这种方法。目前各省文献的编撰，方法上仍然不出上述两种方式，一方面选载业已发表的资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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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長達數十年，台大法學院同學大一在校總區上課，大二之後才轉去法學院。可是，學長念書的那個時代，法學院同學是從大一開始就在徐州路校區的法學院上課。（註：三六年元月，徐州路的台灣省立法商學院併入本校法學院。）這是因為校總區的新生院（就是傅斯年校長在校門口一進來左側興建的臨時教室）是在三八年夏天才興築完成的。學長是三七年秋天入學的法學院學生，因此就沒有校總區念書的經驗，但是低學長一屆及以後的學弟妹，大一就留在校總區上共同科目。學長談起三八年的四六事件，清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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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沈雲龍紀錄：謝文孫、胡耀恒五、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民國十六年十一月發表我爲湖北省政府主席，次年元旦我才就職，中間時間拖得很久。因爲發表新命之時，原省府人士（多左傾份子）逃避一空，並無交代，署內連桌椅都沒有，且市面蕭條，滿目瘡痍，我若貿然接受，能有什麼作爲？有一次第四集軍部份人士，集會漢口前俄國領事館（俄當時無領事在漢口，館址由我政府收回），催我就職，我說工作不好做，不如讓我做一個散委員，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另將主席讓給對財政或其他方面有準備的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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