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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十九世紀初期，世界列强憑藉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取得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特權，可以任意在各地從事侵略性的活動。當時清朝政府因受條約的束縛，不特不敢抵制，且有保護責任。「傳敎自由」，便是這種受保護的活動之一。照理說，宗敎是一種救人濟世的神聖事業，特別是在西方創始的天主敎，以及以後興起的耶蘇敎，是以奉行舊約與新約爲依歸，傳播福音和眞理爲使命。從本質上看，應該沒有什麽權利慾，更沒有什麽侵略性。但是，史實吿訴我們：清末時代的外國傳敎工作，並不如此單純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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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鉅野敎案之產物——靑島市提到曹州敎案，或鉅野敎案，目前五十歲以下之人，對其印象相當模糊，而提到靑島市，則人多知之，因其爲國際馳名之院轄市。位於膠州灣之北岸，道路整潔，市不喧囂，有鄕村之幽雅，兼都市之便利，夏不酷熱，冬不嚴寒，四季氣候宜人。曾至其地者，莫不長留回憶，靑島爲膠州灣中之一小島，上有燈搭，市名由此而得。淸季德人據膠州灣，拓道路，修碼頭及棧橋，建兵營以設戍，築砲臺以制海，使成軍港而兼商埠，以爲其侵略遠東之軍事與經濟基地。民國三年，第一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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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1] 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一九八〇年版）页一六三。[2] 同上，页一六二—一六三。[3] 同上，页一七八—一八四。[4] 同上，页一六七。[5] 同上，页三〇一—三〇二。[6] 同上，页三〇二。[7] 王守中：<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山东师院学报》一九八〇年第五期；戚其章，王如绘编：《晚清教案纪事》（北京，东方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页二六二—二六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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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陈词：「我不是贼寇，也不是响马，我是替天行道，拆玉皇庙盖天主堂我不服。有我阎书勤就没洋人，有洋人就没我阎书勤，二十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2]！旋被杀。一八九七年，冠县小楼村天主敎民会私自将该村庙宇改作天主敎堂，引起民敎纠纷，千余百姓围攻敎堂，打死敎士敎民数人[3]。一八九八年四、五月间，冠县民人衣五、刘二小等四人盗窃敎民马玉琳（即马洛凤）财物，结果衣五、刘二小被官府抓获[4]。十月二十七日，义和拳攻打冠县、临淸交界之黑刘村敎堂及红园敎堂[5]。一八九九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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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九十多年前的义和团运动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也冲击了山东平阴的基督教会。平阴教案始于一八九九年八月，终于一九〇〇年九月，历时一年多，影响颇大。一八九九年八月，以甲士衞为首的平阴义和团与荏平、肥城等县的义和团、大刀会五千余人攻打平阴最大的天主教堂——白云峪教堂，弗克。九月，义和团攻打胡庄教堂，在胡庄的平度州司铎若望（国籍不明）指挥本庄及邻庄教民躱避在山上，构筑围墙，昼夜坚守。义和团看到教民有备，遂放弃胡庄。十二月二十六日，义和团攻打毛家舖教堂，抢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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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西文化接触后，主宰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在一些西国宣教士的领导下，即不断与中国文化发生冲突，因而不愉快的事件，接二连三发生。温州甲申教案，即是因此而起。今天中国人的知识，多已渐趋开通，而西方宣教士懔于中国文化之伟大也刮目相看，已不敢似以前之嚣张。今天中国大倡精神文明，有借助于基督教的很多。我希望中国学者广增知识，既往不咎，知己知彼，则可百战百胜矣。—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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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1918），就德国准备派军舰进泊胶州湾问题征询沙皇的意见[6]。尼古拉二世表示，沙俄正在中国北部另觅港口（亦即旅顺和大连），如果德国支持俄国的要求，俄国就可把胶州湾让给德国[7]。至此，德国在取得俄国的谅解后，占领胶州湾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问题就只待寻找借口，乘机占领。⒉曹州教案曹州教案[8]的发生，提供给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好借口。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夜，两个德国天主教神言会传教士韩理（Richard Henle）和能方济（Francis Nies）在曹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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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敎會傳播宗敎信仰，其宗旨在勸善規過，信者自來，不信者遠之，傳敎的過程應該是和平而友善的，在信者與不信者之間應不致發生衝突。但是世界三大宗敎的傳敎方式，只有佛敎持溫和的態度，基督敎與回敎不僅積極傳敎，且有難容異己的基本觀念，歷史上所發生的許多宗敎戰爭可爲明證。基督敎在中國的發展，與他處是大同小異的。加上十八世紀以來西方向外擴張的帝國主義，其來勢更爲強勁。然而壓力愈大，抗拒亦愈大，中國人反敎的態度也是十分強烈的。本文討論十九世紀中葉貴州省一位地方官員反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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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内地居住的英国传教士的通信」（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Inland Residence of English Missionaries in China）。本文包括英国驻华公使、领事、教士、英国外交部、浸礼会总部、伦敦会总部之间的通信，内容涉及一八六八年四月中旬英国浸礼会牧师劳顿（Lurghton）在芝罘（今烟台）附近一小集镇租房建堂时引起的纠纷，以及英国使、领人员和芝罘地方官对这一教案的态度。本文对全面地认识和研究晚清山东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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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川人反应与教案尽管天主敎在川省传播，于雍正禁敎之后，并未中断，敎徒人数也不断增加。但直迄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淸廷宣布弛禁之前，传习均在隐匿中进行。即弛禁之后，外国敎士仍然不许进入内地。因而一般人对敎会与敎徒的活动，所知甚属寥寥。直到英法联军后，外人获得内地传敎的权利，增派敎士相继入川，加以敎士与敎民的行为不无踰越失检，遂渐引起一般官绅与社会大众的反感；加以外力对中国侵偪的日亟，川人感受威胁亦随之增加，于是，在反敎与攘外的情緖相互激荡之下，民敎冲突亦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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