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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照唸,改一字都不行。但是首相及人民皆当尊敬女王,我就不信有那一个首相,敢在议院骂女王的,康的主张应是如此。中央日报上曾登载一篇,汪荣祖先生写的「评黄著戊戌变法史研究」(民国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其中有一段话,现引录于下:「常人皆知,史家论史,绝不能戴有色眼镜,作主观之论断。黄君于康有为似有难以化解之成见,其措词遣句有如主讼者……然这位主讼人又非公平之人,凡康所言,处处可疑,而康之政敌文悌等人所言,绝少置疑,且据以证康之「居心叵测」,而偶有不能证成其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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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帝第三书」。这次上书送到了光绪帝面前。光绪认真阅读,甚为满意,予以嘉许,并命人将其抄录一份,呈送慈禧太后。其后尙有「第四书」、「第五书」,但均为守旧大臣阻搁,未送达光绪帝。柒、戊戌变法,立志图强光绪读到康有为上书中有「数年以后,鄕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心中甚为激动,因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朝廷的腐败。要改变现况之法,只有「变法维新」。再看下面,文字激昂,条理不可辩驳,且切中时弊。「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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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也只能说中国与欧、美社会的风俗「互有短长」。中国的不如欧、美不是在道德方面,只在物质方面,只在近一、二百年来的物质方面,只在近一、二百年来新发明的工艺和武器方面。欧洲人百年来「横绝大地」所靠的是工艺、武器,都是物质;工艺、武器所牵连的政治、法律以及种种科学,都是关乎物质的学问。(二)中国人自同治时期以来谋改造的思想有一种由浅到深的趋势。曾国藩、李鸿章代表的倾向是注重模仿欧美的军队和武器;甲午对日本作战失败以后的倾向是模仿欧、美的学校;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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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髮宮女在,閑坐話玄宗。」話說清末民初,河南傑出人物,當首推袁項城(袁世凱),在清朝曾任山東巡撫,直隸總督,總理大臣;入民國曾任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後來當過八十三天洪憲皇帝、自古迄今,我們河南人,高官位尊者,無出其右,但最重要者,爲袁氏翻雲覆雨的手段,改寫了歷史,而促使滿清覆亡,因而讓位,很少人提出分析這一段因果關係。我們從戊戌政變談起,那時清朝喪權辱國,有志之士,想推翻滿清,如是時 國父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另則有梁啓超、康有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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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所可否,质言无囘」篇首之门联乃蔡元培撰,可见其风骨,见誉士林之一斑。戊戌变法前,他已有社会积弊太深之认识,主张开办学堂造就人才,百日维新时,顽固派指责康梁狂妄,大逆不道,他则以为,国家改革,殷周当天,以周代殷,势所必然,变法失败后,六君子与秋瑾的牺牲,深表痛惜,进而认识,满朝皇朝自身改革为不可能。徐定超生活的时代,正是鸦片战争后旧中国处在大动荡的时期,他做为淸皇朝命官,能够毅然接受旧民主主义思想,参加同盟会,跟着历史车轮前进,这是难能可贵的。他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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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珠海大学中国文史硏究所。所撰硕士论文曰:「戊戌变法之原因及其影响」,文凡七章,十余万言。其首、二两章分论戊戌变法之途、近因;三、四章论国际政治及西方思潮经香港传播对变法之彰响;五章述康、梁变法思想之形成;六章探究由维新而酿成政变之原因;末章则论变法对其时政、经、敎育之影响。全编取材赡富,论说明当。其第四章针对香港传播西方思潮,及其影响维新一事,多所阐发,尤具特色。是故,吾人细诵此编,不惟可审悉康、梁诸子之行事;且于戊戌变法与香港间之关系,亦定朗然胸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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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榘甲先生,字雲高,又字雲樵,筆名海天,又名太平洋客,係廣東省惠陽縣之淡水圩人,生於滿淸同治十年(李少陵編著之歐榘甲先生傳中寫爲咸豐八年,但依其「享年四十有一」推算應爲同治十年)三月,終於民國元年正月廿八日,春秋四十有一。父兆榮公,因境困讀書不多,自幼追隨其父肇拔公營商,爲人篤實,做事勤敏,十餘年來,家境漸佳,置田百餘畝,嘗歎道:「余爲生活家計,無法多讀書,深以爲憾。今育四子,必擇其聰慧者,督其勤讀,以光歐氏門楣,爲余之志也。」於是治家益嚴謹,商務更勤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