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鄕小弟江生,于六十—六十一年間,在浙江月刊廿九、卅八、四十諸期,家鄕懷舊錄中發表「浙江捉虫局」「浙江的虫人」共三篇。茲再續寫「浙大的虫人」。「虫人」一辭,是小弟所首先創用,新鮮有趣,當非杜造,而是援前例自撰。因在百行百業中,用人稱者很多,如「文人、詩人、學文、農人、工人、獵人、牧人、生意人、商人、工人、媒人、說書人、駕駛人、軍人、蛙人……」等等。既然捕魚的人叫漁人,捉虫的人,或硏究虫學的人,亦可稱為「虫人」,一笑。我于民十六年考入浙大農學院,第一學期就有...
不朽者,为陈布雷、邵元冲两先生;文坛健者,当推邵飘萍、沈尔昌、莫善诚、陈闳慧诸先生。其他如何炳松先生以史学名,李垕身先生以工程名,周大昕先生以数学名,程远帆先生以财政名,郑宗海先生以敎育名,赵廷炳先生以化学名,马孟容、公愚昆仲以书画名。类此者不胜枚擧。」([2])担任浙江高等学校最后一任校长的陈大齐先生,亦为求是高等之校友。民国十六年七月十五日第三中山大学成立,当时实行大学区制,中央任命蒋梦麟为校长,校址设于浙江高等学校旧址。十七年四月一日,改名为浙江大学
抗战时期,我由福建省政府,转任龙泉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敎授,到校即见主任郑晓沧先生,甚感亲近,忆以前我在杭州浙大时,兼任上海劳动大学敎务,因往返旅途费时,乃利用乘沪杭火车之际,在车箱内编写敎育资料,车内无桌,客人又拥挤,固觉不便,有几次远见车箱之一端,亦有人在忙碌写字,伊即为敎育界知名之郑先生,曾与其寒暄,今在龙泉分校,适遇郑主任倍觉亲近,尤以郑夫人娴淑善良,待人厚道,且擅长烹调,时常宴客,受人敬仰。分校租用民间大厦,筑在半山之上,颇为宽敞,隔一山谷之对面
淳安,中途在十五都午餐。淳安县政府傍城墙,有后园,园中有亭翼然,建于小丘之上。晚浴既罢,我们在亭中小坐,谈及战地靑年就学问题。我们同认为战时仍不能没有正规敎育。短期训练,不足为国家培植下一代人才。绍棣兄决定在浙西设立临时初中数所,并谓:「省敎育经费有限,可否由兄发起,办一私立高中,以救济陷区学子。」我谓:「现在浙江大学,已迁离浙境。则高中毕业生升学问题,又将如何解决?」绍棣兄谓:「由我二人在省政府委员会提案,设立战时大学,俟抗战胜利,浙大迁囘,即行撤销
瑞安孫氏玉海樓藏書捐獻給浙大和溫州圖書館一事,當時國內傳爲美談,雖事隔四十多年,其經過情況,還很淸楚。抗戰開始,浙江當局移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於內地,還打算將玉海樓善本書也搬到龍泉。樓主人孫孟晉延釗先生怕書籍搬動後不能親自照管,難免散失,而沒有答應。八年戰火,樓藏雖免遭兵燹,而孟晉先生已心力交瘁。勝利後,他移家杭州,任職浙江通志館總撰。爲圖樓藏安全,他曾於一九四六年八月偕浙大文學院敎授夏承燾瞿禪訪鄕人敎育廳廳長李超英,商議改籀園圖書館爲省立,將玉海樓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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