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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各中学敎书时，名均为兆荣，在潜逃时我便改名为造雄，以迄至今，北伐完成党务公开以后，我在党工作十余年中，均甚顺利，到对日抗战时奉中央令，从事敌后工作，曾吃了大苦头，几乎送命，自日敌监放出，潜逃囘重庆后，曾作过一册敌宪狱中记，即为「奉敎育部令第三次返沪从事地下工作被捕惨痛经过」玆录如下。余自沪敌宪兵牢中释出，囘到浙东君中医治休养后，原即欲作一篇在宪兵狱中惨痛记，以作再生与在党工作二十余年工作经过记录，奈因在敌狱中，曾受电刑等种种惨刑，虽在鄕间医治休养多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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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仆后继，挺身赴难，视死如归。每人参加地下工作时，即抱有与敌人决生死的信心与决心，那份烈火般的爱国情操，血的工作，曾使敌人胆寒。如今已时过境迁，牺牲生命殉难的同志们，已入祀忠烈祠，求仁得仁[1]。对于过去的工作，大家都不太喜欢谈及[2]，或耻于诉说[3]。因为我们生于忧患，成长于艰忍战鬪的痛苦环境之中，强烈的爱国心驱使，对于各方面都有较高层次的期望，不论是国家的，或社会的。在自我囘忆反省中，养成了不屈不挠，以及不羁的不合时宜的独特性格。光逖兄在「野马传」改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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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属无产阶级，受其蛊惑，妄信符咒神力，以大刀或红缨长枪与敌人战鬪，可使枪砲子弹不入，初以取信于人，杀戮对象大多为敌伪人员，继则报复私仇，任意杀害无辜，平日与其徒众有嫌隙者，莫不人人自危，后又扬言欲攻城夺取伪政权，为伪县长杨彦斌会同日寇宪兵队长，将其首领诱至城中，诡称愿以伪县长相让并请其在城郊社桥头演法，而以机枪射杀之，先天道遂吿消灭。抗战期间，邑人在家鄕陷区内从事地下工作，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无名英雄，颇不乏人。逃离至大后方者亦颇有供献，如李惕平，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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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阴迅速，不觉春去夏来，半年过去，念及锦州事件未波及到我，自庆鎭静未逃为得计，且望待机与领导同志联系，重整旗鼓，恢复革命阵容，重操抗日地下工作。有一日午休时候，我在办公室外面遥望，忽见一黑衣靑年牵着自行车沿着操场南面的小径走来，我灵感的吃了一惊。原来那条小径宽可尺许，除学生外，向乏行人，更少有牵着自行车通过的；又盛夏炎热，全身黑衣，也是稀奇，使我目不转睛的注视他，直到我面前。他问明我是校长之后，拿出一封信来交与我。说：「我是副县长—日本人—的用人，这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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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伪满期间，本党同志从事反满抗日地下工作，我是其中的一员，在「一二三〇事件」中受株连，被日人逮捕，由山海关日本宪兵队解至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拘讯五个多月，饱受苦刑，由于我抱定必死决心，坚不吐实，终被释放，恢复自由。我自己认为这件不寻常的事，不该被时间埋没，早在二十年前写就「一二三〇事件中的我」一书，留为传家之宝，固不足为外人道。针对最近日本改窜侵华历史，我愿把拙著公开，向「东北文献」季刋投稿，意在使读者深切了解日本人的狠毒，让我们永怀戒心，砥砺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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阽危，于民国十七年毅然加入中国国民党。民国十八年六月大学毕业后，先生懔于爱国必先爱鄕之义，遄返沈阳，任敎于辽宁女师及兴权中学。民国二十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军强占沈阳，受梅公任先生之命，继续留在东北，参与筹组东丰、海龙一带之抗日救国自衞军，发动民众团体，向国联李顿调查投书陈情。继又奉中央调查统计局派为辽宁区主任，专负开展党务，组织靑年，策反伪军等工作。在理论上，地下工作不宜打破横的关系，应沿单线方式自求发展；惟事实上，工作一经开展，不同系统之人与事每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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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工作，有一天宝慈同志因为我问起某一同志的问题，他才简单的告诉我所谓的「一二、三〇事件」的情况，并且告诉我许大哥也在被捕人之中。听了这个消息，倒引起了我一些事后的紧张，因为我当时也在沈阳。宝慈同志告诉我说，事情早已经过去了，地下工作以单线领导为原则，没有工作关系的同志，虽近在咫尺，也不会牵连到的，当然就不必通知应变了。话倒说得很轻松，当时的仓慌应变，其紧张惊险情况，恐非局外人所可想像的。听说许大哥被判无期徒刑，组织上派进监狱里工作的同志「张晓风），也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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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辈感念敬佩。不晓得他们是否曾留下任何记录？他们的后辈现在状况如何？也都无从了解。其中最使我们难过的是邹鉴校长，在抗战时期，他是中国国民党山东省烟台市党部书记长，我父亲及很多抗日的同志，都是在他的协调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的地下工作。民国三十八年，张敏之与邹鉴两位校长确因澎湖「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冤案（又称：「澎湖七一三事件」），被政府军法机关处以极刑。这件冤案的经过，有关报导及档案资料陆续公开的很多。现仅依据王鼎钧先生所著《匪谍是怎样做成的》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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