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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时代我与云南有关的两件事我参加上海党务工作,还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上海时期,党只能在租界内半公开活动。十六年清党,全靠我们一部分没有受共党利用的同志来做核心,可说我们这一部分同志对上海党务工作关系很深,并且有相当基础。当时中央负责党务的同志,为某种原因(我写一篇『我与国民党』将详细叙述,这里从略),要把我调了离开上海。裴存藩君奉委为云南省党部登记委员时,我也奉派为委员之一,我立即辞职不干,有意违抗中央命令,说起来连龙志公也不知道。我不只没有遵命回滇工作,还
先后十五年在各省踪迹建文)郑和等果入云南,遂止不往。』同现存昆阳永乐三年端阳日郑和回滇所立马哈只碑时间亦相符。卜筮之说虽属程济故弄虚玄,但说明郑和已先到云南,所以建文帝不敢来。这是郑和第一次回滇,而他的使命是侦察建文帝的踪迹,当无疑问。郑和从云南回北京后,也就第一次奉使出国去了。第二年(一四〇六年)三月建文回云南后离开武定在永昌(今保山)白龙山结庵当和尙,后来庵被地方官所毁,他又到浪穹(今洱源)的平阳定居,并在鹤庆的方丈山中筑了静室。直到永乐十五年(一四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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